本文分成二部分，第一部分指出指南宮的歷史源起傳說之錯誤，第二部分為指南宮的歷史源起傳說之更正。

一、指南宮的歷史源起傳說之錯誤

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生吳宗明，在該研究所王雅萍教授指導下，於2015年6月.26日完成《鸞堂建構與家族經營：以指南宮為例》之研究，7月通過碩士學位論文口試，7月14日經國立政治大學正式發表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該論文，對指南宮的歷史源起有重要之澄清。

轉錄該論文五章之二章摘要如下：

『一、指南宮的歷史源起：本章考證補充前人過於簡單模糊的記載，確定了現在的指南宮可溯源至光緒八年（1882）猴山的一間茅草屋，艋舺王斌林縣長於光緒十一年（1885）在此設書房「玉清齋」，後與景美肫風社等共同建設指南宮。王斌林之子王毓卿即指南宮的開山董事。

二、指南宮與鸞堂信仰的密切關係：本章發現，景美肫風社應該是屬於善社的組織；光緒十六年〈1890〉指南宮奉祀的是鸞堂的三恩主，...』

指南宮的歷史源起部分，蔣秀純在【「指南宮沿革」，臺北文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直字第七十三期，民國74年9月25日出版，蔣秀純撰】有不同說法，蔣秀純之說法為：『清光緒八年歲次壬午（西元一八八二年），淡水縣縣長王彬林，自大陸帶來呂祖香火，當時奉祀於萬華北皮寮（現在東園街）堂號玉清齋，...。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肫風社高標旺到石碣頭點地，玉清齋人士聞之合併建設此廟，...』。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卿希泰，主編之中國道教史(修訂本•全四冊，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1996-12-01簡體書)的第四卷第九編仙境宮觀，提及『指南宮...。清光緒八年（1882）淡水知縣王彬林自大陸至臺灣赴任，同時迎奉山西永樂宮呂純陽神像到臺。起初供於艋舟甲（今萬華）玉清齋，後又分靈奉祀於景尾的肫風社...光緒十六年在現址建指南宮。』說法雷同於蔣秀純，由時間及地方等角度來看，卿希泰說法有可能使用蔣秀純說法；因為它們有相同的錯誤。按，卿希泰，1928年生，四川三台縣人。1949年5月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革命青年組織。1951年四川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4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生畢業。1980年負責創建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並任所長。曾任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

這裡我們要指出中國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卿希泰說法中『清光緒八年（1882）淡水知縣王彬林自大陸至台灣赴任，同時迎奉山西永樂宮呂純陽神像到臺。起初供於艋舟甲（今萬華）玉清齋，...』是錯誤的。

依臺灣大學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之清代官職表查詢系統，由《臺灣地理及歷史．官師志》和《臺灣慣習記事之臺灣行政組織表》，沒有王彬林，只有王斌林，安徽人，任職於1865，臺灣府淡水廳艋舺縣丞。

另根據臺北縣新莊市發展年表之清朝新莊發展簡史，知『1809嘉慶14新莊縣丞改名艋舺縣丞，仍駐新莊。1875光緒1年裁撤艋舺縣丞，設臺北府、淡水縣』。也就是說光緒後，才有設臺北府、淡水縣。

再查，光緒年間，至1895年臺灣歸於日本，臺北府淡水縣知縣姓名與就任原文如下：

可以確定：

一、清光緒八年（1882）並未設淡水縣；

二、淡水縣知縣絕無王彬林或類似人名者；

三、沒有王彬林，只有王斌林，安徽人，1865任職臺灣府淡水廳艋舺縣丞；

四、依吳宗明的最近研究，確定了「玉清齋」是艋舺王斌林縣長於光緒十一年（1885）設於猴山一間書房，而非艋舺的鸞堂。也就是，中國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卿希泰『清光緒八年（1882）淡水知縣王彬林自大陸至臺灣赴任。起初供於艋舟甲（今萬華）玉清齋...』是錯誤的。

同樣的，蔣秀純之說法為：『清光緒八年歲次壬午（西元一八八二年），淡水縣縣長王彬林，自大陸帶來呂祖香火，當時奉祀於萬華北皮寮（現在東園街）堂號玉清齋，...』也是錯誤的。

吳宗明的論文採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包括文獻研究、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法及焦點團體訪談，以木柵指南宮相關出版品等史料作為基礎，透過田野調查，填補現存文獻中遺漏的事蹟。因此，吳宗明的論文研究踏實，足以修正一些著作傳言之謬誤。

以下的資料與像相片，取自（林淑英部落格《2014盛夏 蘭陽子弟在政大的謝師宴》2015/07/17）：吳宗明從2012年政大總務處補助獎勵的「大學城規劃案」，跟木柵幾位文史工作者有了連結，其中，在地鄭家子弟的指引，找到早年擔任指南宮扶鸞正鸞生的王生地先賢之後代王妙五先生，...在地鄭家子弟是鄭兆蒼和鄭明哲先生，...延慶堂，是鄭氏家廟；鄭姓宗族在這一帯的深耕足跡。除了鄭家子弟之外，創建指南宮的重要家族的後代子孫，包括新店大坪林劉家、深坑黃家、木柵高家、大稻埕周家等...。

二、指南宮的歷史源起傳說之更正

指南宮初成立於清光緒十七〈1891〉，時期不算長；而基本資料部分存在，根據基本資料應可追查其歷史源起。基本資料部分存在有：指南宮開山董事劉廷藩、劉廷玉、劉廷獻、劉業記、劉寬記、劉賓國、劉漢建、劉宗回、高標旺、陳清輝、黃祖濤、王毓卿、林瑞會、鄭天賜、張德明、張通舍、王月等十七名於清光緒十七〈1891〉年歲次辛卯九月三十日入廟，分福祿壽全四房管理人，福房劉廷藩、祿房劉廷獻、壽房黃祖濤、全房鄭天賜，第一代住持高標旺。

東南科大通識中心詹瑋教授，《在政大典藏王雅萍教授，打造政治大學的哲學文史之道，愛上政大第七條步道【指南宮竹柏步道】焦點團體討論會》，指出指南宮開山董事就是地方的，前面八個都是姓劉的這些人家族。指南宮開山董事就是地方的，因此其經營方式，也異於一般寺廟；似乎不大重視其歷史資料，少見捐款名單刻碑。十七名最早開山入廟者，我們將逐一對其加以審視，追查其歷史源起。指南宮開山董事，前面八個都是劉姓家族，劉家應當和指南宮開山有密切關係，所以我們將其放在壓軸審視。

高標旺

在景尾開堂肫風社濟世，也是肫風社之正鸞生，故知肫風社為一鸞堂，屬於善社的組織，高標旺是其正乩，以扶鸞為生。

按：鸞堂是一種以扶鸞方式為主的宗教組織，清代時已傳入臺灣，日治時期大興，迅速地傳布到臺灣各地，蔚然成為臺灣民間教派裡重要的一個派別。扶鸞又稱扶乩，為一種天人溝通的方式，一般而言，指神降到正鸞（或正乩）身上，由正鸞持形狀似「ㄚ」字形的桃木筆在沙盤上寫字的宗教儀式。臺灣的鸞堂系統相當複雜，從鸞堂供奉的主神裡，可以看到它的不同，常見的是供奉「三恩主」的鸞堂，即是以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為一組神明的崇奉方式。三恩主加上文昌、豁落靈官王天君、岳武穆王、玄天上帝等等神明，可成為五恩主、或七恩主，甚至少數鸞堂有供奉至九恩主者。部分鸞堂不屬於此一三恩主體系，有供奉雷部李元帥者，亦有供奉許遜真人等，有種種不同的系統(見：臺灣的鸞堂，歷史文物所，王志宇老師，逢甲大學圖書館部落格)。

宮廟之成立，一定需要有熟悉法事禮儀支神職人員，來作籌備工作。蔣秀純撰之「指南宮沿革」，提及光緒十六年肫風社高標旺到石碣頭點地，感化張通舍、王月二人獻地；這般籌備性的工作，是適合像高標旺這樣神職人員來作的。由蔣秀純之「指南宮沿革」，顯示高標旺因此擔任指南宮第一代住持後，再也沒有擔任以後之住持或各房管理人或董監事。

肫風社至今還在，但衰敗不營業，經多次拍賣，皆流標。見：臺北市政府地政局592310431184.pdf代為標售土地104年度第6批（第10406-06號）：本市文山區景美段五小段423地號土地（登記名義人：肫風社，權利範圍：全部）。

陳清輝

陳秋菊深坑人，而且當時是深坑的頭人。

陳秋菊，一名陳朱曲，又名陳朱雀，草字清輝，又名青飛。為深坑旺耽庄人，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五月五日生。

陳秋菊的祖先，於乾隆四十年，隨族人自閩遷臺，先至十五分庄，再遷至深坑旺耽埔，世代務農。（見：東南科技大通識教育中心網站，深坑之美，深坑的人物，陳秋菊）

陳秋菊像（來源：東南科技大通識教育中心網站）

深坑在開闢初期，地近番界，居民須習武，以備和原住民拼博，故民風慓悍。陳秋菊自幼，喜讀水滸傳等豪俠事跡，稍長亦習武藝，而成為地方豪強。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陳秋菊奉命募義勇五百，以備邊防。次年，法侵犯基隆，陳秋菊與法軍激戰兩日而敗之，清廷賞授四品軍功頂戴雙花藍翎，優詔加賜都司補用。陳秋菊承襲父祖即有資產、名望，為深坑之大族。明治31年8月，《台灣日日新報》記者山本英太郎，採訪當地人詢問陳秋菊事蹟時，當地人說法，認為：陳秋菊富有氣慨，資性文才，清朝時被舉為石碇、深坑一帶的總理，處官民間之中間，興辦各項事務，又屢次救人窮厄，為村民所倚重。陳秋菊對村民收抗日軍費時，無人敢拒絕；縱使有搶劫之事出現，亦絕非陳的本意，通常陳秋菊搶劫一定到其他地區進行。因在文山堡陳秋菊有德望，文山堡人民對於陳秋菊一派無任何怨恨。文山堡之街長或參事等受其感化者，不少人稱陳秋菊必稱陳大人。陳秋菊投降後，《台灣日日新報》記者山本英太郎推論他在文山堡人民心中具有保護者的身分。

至1895年，大清帝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人統治初期，臺灣一些民間勢力，初時觀望，基於各種原因，繼心生不滿，起而反抗，爆發了在1895年末至1896年的元旦事件（即各民間反對勢力圍攻臺北、宜蘭城事件），主要參與者有文山堡的陳秋菊、三貂堡的林李成、徐祿、宜蘭的林維新、林大北、中壢的胡阿錦、坪林的鄭文流及錫口的詹振等民間勢力；日本政府稱這般參與者為土匪。土匪1896年1月1日圍攻有臺北、宜蘭城；於1896年1月2、3日，日本政府立即控制臺北城之局勢。1月7、8日土匪圍攻宜蘭城，於1月12、13日後，又有另一波日本援軍抵達，土匪失敗退走。在情勢底定後，日軍開始大規模「掃蕩」清鄉。年元旦事件後，主要土匪匪首不是逃往廈門，即是躲入荒山中，陳秋菊躲藏於文山堡內山。

然自1896年秋後，這些土匪再度活躍，橫行各地。1896年的10月10日，日本政府在臺北縣，貼出了一張招降匪徒告示，內容為：誤入匪黨及匪首脅從者於限期一個月內投降，免除其罪（刊於橋口文藏，〈台北縣告諭〉，《台灣新報》，明治29年10月10日（一版））。在同年的11月16日，林大北最早出面投降。其中，陳秋菊曾表達投降意願，仍因種種因素遲未投誠。

在1897年5月8日臺灣人住民去就決定日前後，陳秋菊與詹振兩方的勢力又發動了所謂的大稻埕事件，於進攻大稻埕後，大肆劫掠，最後遭日本軍憲警擊退，其中詹振遭擊斃。陳秋菊則退入山中。

按：住民去就決定日，根據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第五款：「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日本政府根據此條款，於當年11月19日以日令第35號制定公布「臺灣及澎湖列島住民退去條規」。臺灣總督府另於1896年8月頒布「關於臺灣住民之國民分限（身分）令」5條，規定臺民得於1897年5月8日前自由離開臺灣。這段「猶豫期」讓當時住居在臺灣的人民選擇國籍，屬於住居及國籍選擇權的自由保障的範疇。根據當時的官方統計，最後選擇離開臺灣的共有6456人，其餘留下的臺灣人均成為大日本帝國國民。〈维基百科：住民去就決定日條目〉

陳秋菊因知情勢已不可為，便有歸順日人之意（見〈秋菊凋殘〉，《台灣日日新報》12號，明治31年5月19日）。其具體歸順作為包括，1897年6月，接受文山堡石漕總理陳錦元勸告，遞交歸順請願書給總督府雇員仇聯青，書信中聲稱：

『秋菊舊時之總理也，帝國領有臺北，雖秋菊未能著有勤勞，而高蘭一役固未嘗非鞠躬盡瘁也。奈何局紳（按：指保良局）黃祖濤不能容物竟加以莫須有之罪名，天地雖寬幾無容身之地，且奔走衙門者皆黃某爪牙，菊即使到轅投訴恐不能明察，則未免辜負初心⋯（故為匪）。⋯昨接均札曲

折敘大憲（按：日官方）之恩，菊何敢不傾心歸順共沐天朝之教化也，時與鄭文流相議，而部下二千餘名踴躍相從，但若輩多遊懶未必能盡歸家，菊敢僭擬若干條並欲請代申督憲，祈給為證。如蒙恩准，則菊等微生實皆君之所賜也。（台灣憲兵隊編，《台灣憲兵隊史》，頁105，台北，1932）』

1898年後藤新平。以既往不究，並給予投降者授產金及保證生業等條件，如給予土地、樟腦的開墾權利，或命其參與開發道路及擔任郵政遞送業務，對這些最後的土匪招降（求適齋主人譯，〈台灣北部土匪投降顛末〉，《台北文物》8（7、8），頁33，1959年6月。）。包括陳秋菊土匪紛紛出降。陳秋菊、鄭文流等人開闢深坑至坪林之道路。此外，陳秋菊與族弟陳捷陞亦開墾坪林、金瓜寮一帶土地，並取得開腦權，陳捷陞甚至擔任文山堡壯丁團副團長，開始擔任地域秩序的維護者。陳秋菊投降之後，從此沒有再度反叛。（見：邁向土匪之路1895～1901年間北宜古道與「土匪」興起關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陳怡宏，壯圍鄉公所。也見：《忠誠和反逆之間─1895～1901年間臺北宜蘭地區「土匪」集團研究》，陳怡宏，碩士論文，臺灣大學史研所，2001。）

陳秋菊故居，<德鄰居>，旺耽路39巷12號，興建於於日治時期。這間古厝建於大正年間，為陳秋菊晚年棲居之所。<德鄰居>為閩南三合院建築，但左右護龍及正身前都以圍牆及山門封住，宛若四合院的型式。牆基和前埕為方形條石，風格簡樸典雅。

德鄰居，門前埕鋪面為水平橫鋪的石板條，屋頂正脊雅緻樸素，曲脊則呈金形馬背。

1896年的10月10日，日本政府在臺北縣，貼出了一張招降匪徒告示，內容為：誤入匪黨及匪首脅從者於限期一個月內投降，免除其罪。在同年的11月16日，林大北最早出面投降。其中，陳秋菊曾表達投降意願，但遲未投誠原因；依1897年6月，陳秋菊遞交給總督府雇員仇聯青之歸順請願書內容，仍因：『...，奈何局紳（保良局局長）黃祖濤不能容物竟加以莫須有之罪名，天地雖寬幾無容身之地，且奔走衙門者皆黃某爪牙，菊即使到轅投訴恐不能明察，...』。陳秋菊和黃祖濤，同為指南宮十七名最早開山入廟者，卻有如此高度之不信任與敵視；這狀況下似可推知：若陳秋菊是指南宮發起人，黃祖濤便不大可能加入，反之亦然，若黃祖濤是指南宮發起人，陳秋菊便不大可能加入。兩人同時加入指南宮十七名最早開山入廟者，應是兩人有共同的朋友，而且此人須有有足夠份量的影響力，來作為指南宮發起人。

黃祖濤

黃祖濤和黃宗河兄弟，屬清代深坑的地方黃重殊派下子孫。

其父黃重殊於道光年間來臺於深坑、石碇一帶發展，植菁植茶，頗有利潤。在清代年間，深坑還有許多黃氏族人進來開墾，因此深坑黃氏族人人口眾多，光緒年間，黃氏族人以黃宗河、黃祖濤兄弟最為有名。

黃宗河在光緒十年（1884）跟隨提督孫開華討平宜蘭、文山等地的「生番」，功至副將；黃祖濤則於中法戰爭時協防基隆，功加同知銜遇缺補用。

黃祖濤為黃宗河二弟同治年間中秀才，是深坑黃氏族人之英才。 

當時其父親黃重殊，經營茶葉致富，即已奠立黃氏宗族在商業上的地位。黃宗河，一度繼承父業，以收購和販賣茶葉為主，於大稻埕設興記以經營，並加入茶郊，生意興隆，維持黃家之富裕；又與其弟祖濤，為大清政府，共同抗法、撫番，立下大功。因此，黃宗河便成為清代時，深坑地方的人士中，官位最高者。

日本治臺初期，黃宗河遠去廈門，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二十四日，死於廈門，享年四十九歲，清廷追贈為武翼都尉。

黃祖濤則留在臺灣，與日人合作，以維繫其宗族勢力於不墜。明治28年(1895年)，黃祖濤出任日本政治之保良局長，爾後又擔任深坑廳參事等職，曾獲日本總督府頒授紳章。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相傳其下代黃德隆隨黃祖濤到指南宮參拜，在指南宮祈夢室獲呂洞賓指示，往九份開採金礦，因而發跡，成為深坑街之巨富；後來便捐建福德祠及七星池，給指南宮以為回報。

至黃德隆時，其家族已躍居深坑茶葉之巨擘。黃德隆，並插手金礦等業，確立其宗族在深坑的商業龍頭地位。其一手創立深坑信用組合，使其宗族數十年來一直是深坑農會最有勢力的一股力量。

深坑老街上之「德興居」建於日昭和元年（1926年），是黃德隆起造的三層樓洋樓街屋，經營雜貨、煤礦。「德興居」成為日治時期深坑街最豪華的洋樓，也是目前深坑老街的代表建物。

大正九年（一九二○年），黃德隆，擔任木柵指南宮福房管理人。

「德興居」為街屋洋樓形式，立面泥塑仿巴洛克雕飾，柱頭簡化希臘式柱形，細部裝飾融入以傳統托木形式表現，花草題材與吉祥物則採中西合璧處理，裝飾之彩瓷面磚色樣豐富，門面與內部用料十分講究。

王毓卿

王毓卿（1876∼1912）艋舺人，瀛社創社員，為人風流瀟灑，任艋舺後街保正，素仗義，好推行公益。卒於明治四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年三十七。（參見唐羽纂《基隆顏氏家乘．文徵篇》995頁）。

王毓卿為王斌林之子。

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生吳宗明，在《鸞堂建構與家族經營：以指南宮為例》之研究，確定了：『現在的指南宮可溯源至光緒八年（1882）猴山的一間茅草屋，艋舺王斌林縣長於光緒十一年（1885）在此設書房「玉清齋」，後與景美肫風社等共同建設指南宮。王斌林之子王毓卿即指南宮的開山董事。』

林瑞會

詹瑋教授在《政大典藏王雅萍教授，打造政治大學的哲學文史之道，愛上政大第七條步道【指南宮竹柏步道】焦點團體討論會》，提到林瑞會是景美這邊姓林的。

林瑞會是景美這邊姓林的仕紳富豪。而且當時是十五分林姓的代表人物，又為瑠公圳之業主，及發起重修寶藏巖之董事。

林瑞會是福建省泉州安溪縣(臺北州)，住臺北廳大加蚋堡林口庄135番地，依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記載，其經歷有1906年第四區庄長、臺北辨務署第九區庄長、保良局任職、後任莊正、1900年授紳章。其資產有約十萬圓(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文鑑[稿本]，楊建成)。師大地理系教授洪致文資料，1908-03-13臺北耕田之水租及其他附記。臺北廳下之徵收水租金額，瑠公圳大加蚋堡，灌溉一甲水田為三圓；雙連坡大加蚋堡，灌溉一甲水田為二圓。

1828(道光8年)：郭錫瑠曾孫郭章璣將瑠公圳一半產權，以3700銀圓讓渡與林益川。1829(道光9年)：林益川再以4200銀圓收購另一半產權，從此瑠公圳由林家接管經營。

1901(明治34年)：日本政府認定瑠公圳為公共埤圳，名為「公共埤圳瑠公圳」，依1901年(明治34)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十六條，重要的私人埤圳改變為公共埤圳，賦與行政官署對水利事業有絕對的管理權與控制權；業權仍屬私有，從水租費中支付金額給業主，等同政府向民間租賃統一經營。

1901年(明治34)瑠公圳被認定為公共埤圳，稱為「公共埤圳瑠公圳。1902年(明治35)一月，任命林瑞會為管理人。因此知1902年(明治35)以前，林瑞會為瑠公圳之業主。

由「祭祀公業林致政」派下權之爭奪，根據：民國72年04月29日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選輯第4卷2期385頁，案由摘要：確認派下權，記載『「祭祀公業林致政」係林致政後代子孫中之一系，即林瑞會一系所設立，...』。可確認林瑞會為林致政後代子孫中之一系。「祭祀公業林致政」係林瑞會這一系子孫所設立。

目前林致政祭祀公業狀況，可由2008EB31.ASIA易樓網工作室之臺大福邸資料：《建設公司：林致政祭祀公業，建物地段：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01~250號，構造種類：RC造，使用分區：住宅區，樓層總數：地上7層／地下1層，使用執照：70-1689。》得知林致政祭祀公業，在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01~250號，以成住宅大樓。

依寶藏寺遊記，張普照，南瀛佛教會(編)，南瀛佛教，v.12n.12，1934.01.01，頁次33-33記載：『...郭氏待之以師禮、並獻斯地欲建法堂、標曰觀音亭。...迄大正癸丑年(大正二年)孟冬之月、董事林瑞會發起重修、並聘妙天大師為住職、...迨大正十五年迎德馨和尚親任於是邀集善信協力修繕、並改名謂觀音亭寶藏寺。』另由寺院基本資料，內政部民政司(2004年資料)寶藏巖BaoCangYan是現行臺北市定古蹟。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03巷23號，主供觀世音菩薩。民國五十七年(1968)恢復寶藏巖原名。寺院歷程，寶藏巖(1681-1913)，寶藏寺(1913-1968)，寶藏巖(1968-)。得知林瑞會為發起重修寶藏巖之董事。

鄭天賜

鄭天賜家族世居文山，而成為木柵望族。

臺北市文山區臺北市志卷首下大事記記載：『乾隆十年乙丑(1745)，泉州人鄭守義、張文旭等十一人開闢土地，悉遭「番」害而亡，木柵該地遂名「十一命」。』「十一命」，後又更名新興，其範圍包括政大至柑仔山(今含萬興里、大學里)。十一人中之一鄭守義，是鄭天賜之先人。鄭守義、張文旭等十一人之墓祠，今在臺北市新光路1段159巷內，也是秀明路2段7巷8弄1號旁。

鄭守義、張文旭等十一人之墓祠，墓祠碑上書顯靈感應公。位於秀明路2段7巷8弄1號旁。文山區志，卷六、文教篇，第四章，宗教信仰，第一節，寺廟及神壇(一)顯靈感應公條目記載：地方俗稱此地為十一命，日治時期屬坡內坑管轄(今萬興里)，但老一輩仍以此舊名稱呼此地。相傳乾隆時期先民至此(現萬興里)開墾，時仍為未開化原住民地盤，因此常有爭執。某日有12名漢人在此耕作，忽有原住民突襲，殺害11人，其中1名躲過災劫，後漢人在此立祠紀念。此祠不僅見證木柵地區的原漢衝突且祠內供奉有3名身著漢人服飾農夫樣的塑像，亦是相當特殊的。

根據民國87年(1998)8月18日，詹瑋採訪〈鄭明添訪問紀錄〉及鄭天賜先生收藏《〈仝立借銀字人鄭守義公嘗〉光緒14年10月》古契，和古契內容「仝立借銀字鄭守義公嘗各房裔江泉、烈培等茲因前年間議建新興庄祖祠乏項借貸媽祖嘗銀參拾陸元...分作早晚二季對大坪林十四張庄嘗租抵利...此嘗租係是守義公派下自己物業與別宗人等無干...仝立借銀字人鄭江泉光緒拾肆年拾月烈培」，可知鄭天賜為鄭守義公、鄭江泉、鄭烈培之後裔。

<鄭守義公嘗>，又稱為木柵<鄭氏家廟>，也稱為<延慶堂>。<鄭守義公嘗>為鄭守義後人所建，初建年代失考，但由古契可知，約光緒14年(1888)再新建新興庄祖祠<鄭守義公嘗>；(傳言日本政府以「十一命」不雅，遂更名新興，是不對的；由古契知，光緒拾肆年，此地已名新興庄，非日本政府更名)。現今之<延慶堂>建築於昭和13年(1938)由鄭河南號召族親修建完成。鄭河南（1890-1977）光緒十六年(1890)生於文山堡陂內坑大竹林。深坑公學校(深坑國小前身)畢，國語學校實業部農業科畢，農林實驗所(臺大農學院前身)畢。大正元年(1912)赴日深造，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蠶絲學校，為一農業專家。鄭河南能赴日深造，可顯示當時鄭家之富裕。

鄭河南返臺後先在和尚州(今蘆洲)從事養蠶業，後任臺北州農會技手。大正十年年(1921)任職深坑公學校教員，約2年後奉母與兄長命返家打理家業，終使其家成為日治時期木柵地區第一富豪。

<延慶堂>在民國89年(2000)再次整建重新進主。目前<延慶堂>(2016五月)已被拆除，改建大樓中。下圖為被拆除後現場現況照片，及未拆前<延慶堂>Googlemap空照圖。再下是一些由網路取得<延慶堂>未拆前之照片，基隆鄭永慶的日誌：時空旅人http://blog.xuite.net/apex.cheng/wretch/117810755-木柵++鄭氏家廟++延慶堂。<延慶堂>時身影如下圖：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77巷8號，有驚嘆號標示，在政大對面附近，接近政大校門，格局方正，左右各有一護龍，後來又各增加一護龍。

已被拆除，改建大樓中。2016年七月被拆除後，現場現況照片。

基隆鄭永慶的日誌描述：木柵鄭氏家廟<延慶堂>：位於政治大學西側門對面巷子內，為石砌磚造五開間屋，橫向兩側均有外護龍，正門上堂號旁落款年代為昭和十三年(1938)。屋身具有檐廊及磨石檐柱，石柱下有圓形石柱礎。左右側廊牆開有彎光門。前檐牆下部以砂岩石條砌成、上部紅磚採一順一丁排磚法砌成，正廳大門為石造門框，兩側檐牆下有石雕櫃台腳及裙堵。牆頂高處檐下，留有磚造花形氣窗。臺基以砂岩石條砌成，離內埕面達三層階梯的高度。屋頂形式為硬山式兩坡水屋頂，兩側有燕尾翹脊，正脊上有鏤空柳條磚及剪黏裝飾。屋頂面以紅板瓦為建材。左右護龍為出屐起，山牆上曲脊為金形馬背，中有竹節窗。內埕地坪以水泥為鋪面，內外埕之間建有亞字形鏤空紅磚砌圍牆。

   按：日誌作者鄭永慶亦為該鄭家子孫，在其日誌尾部寫 著：『根據族譜:筆者祖籍亦為同一原鄉,大伯一家就住在祖祠前廣場右側之民宅,祖母去世時似乎也在祖祠前薦祖,故應屬族親無誤。』

又按：文山區志，卷二住民篇，第三章宗族，第五節鄭姓宗族，記載：...『《臺北縣志》中記載，鄭守義等開墾十一命，鄭士吟等開闢灰窯坑、鄭楚興等開墾大竹林，鄭楚粒等開墾番子公館，...，鄭守義為其共同始祖，並未來臺。...』和臺北市志卷首下大事記記載有所出入，但「十一命」，鄭守義、張文旭等十一人墓祠之存在，說鄭守義並未來臺，較有疑義。可能鄭守義因番害早逝，缺乏鄭守義在臺灣資料；而誤以為鄭守義並未來臺。

張德明

張德明在清代為政商聞人，時任木柵區長(深坑庄內湖區長)。

張德明在清代時為拳山堡內湖莊地方總理，又曾在木柵名人張達斌麾下任參謀長，曾任刑招科書辦以及隘勇新中營幫辦，後任總督府民政局通譯、臺北州協議會員、木柵區長、深坑庄長等職。

張德明，任木柵區長時兼營文山茶業公司為負責人，善於飲茶，知道鐵觀音的好處，請張迺妙回安溪取鐵觀音茶苗，，張德明將這些茶苗種於木柵公學校對面山上，繁殖以後再分配給木柵茶農種植。

於大正7年(1918)，張德明發起創立木柵區農會，邀集地方仕紳等諸先賢勸導地方熱心人士組織「木柵信用組合」。張德明先生為組合長，聘請各保(里)保正(里長)為信用評定委員辦理信用業務，張德明先生大正11年(1922)去世，

由張福堂先生繼任組合長並擴展業務變更名稱為「木柵信用購買利用販賣組合」增加販賣部、碾米工廠、貨車等業務為組合員服務。張福堂先生擔任組合長至(1944)止連任22年之久。昭和19年(1944)時，深坑、木柵、景美三庄合併為深坑庄，並更名稱為「深坑庄農業會」，下設深坑、木柵、景美分社，張福堂先生擔任深坑庄長兼農業會長。

張德明長子張耀堂，明治28年(1895)9月15日生，大正3年(1914)國語學校(臺北師範學校前身)本科畢。隨後赴日就讀東京高師範文科，於大正10年(1921)3月畢業得文學士學位。隨即返臺從事教育工作，先任職工業學校(臺北工專前身)，昭和元年(1926)轉臺北師範任職。

張德明次子張福堂，自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於臺大附屬病院服務三年，赴基隆擔任雲泉商會社社醫，後回木柵開設張福堂醫院，專攻小兒科與耳鼻咽喉科。後來，他繼承父親的政治衣缽，被聘為深坑庄協議會員。昭和2年(1927)，張福堂繼劉軟綢之後擔任深坑庄長，其專長在於爭取地方建設經費，如昭和9年(1934)建道南橋、以及籌募經費建指南宮本殿及從山腳通往本殿之石階等皆是。

張福堂之弟張燦堂，早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學校，赴日本就讀東北帝國大學法科，得法學士學位。

張通舍、王月

蔣秀純在【「指南宮沿革」，臺北文獻，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直字第七十三期，民國74年9月25日出版，蔣秀純撰，記載：正鸞生高標旺，在景尾開堂肫風社濟世，感化張通舍、王月二人獻地。

劉廷藩，劉廷玉，劉姓家族

92故事巷_新店文史館，在林幸慧撰之大坪林劉氏家族的故事，對大坪林劉氏家族有相當簡要之描述。

十八世紀中葉，1748年(清乾隆13年)左右，福建安溪縣山坪地方旱災嚴重，人們為求活命，紛紛到外地發展。1750年(乾隆15年)劉世棠決定讓四個兒子(秉洲33歲、秉霢30歲、秉經23歲、秉盛16歲)隨同宗親渡海來臺灣發展。

四兄弟來臺，遂溯新店溪而上至景尾溪仔口，再轉往十五份棲身。初到外鄉，舉目無親，加上生番出草之患及毒蛇咬傷之慮，生活艱苦。四兄弟們同心協力，墾地種茶，頗有成就。

到十八世紀末，劉氏拓墾的範圍已深入木柵猴山坑、樟湖、高麗坑、大坪林的七張，青潭的大崎腳與德高嶺，甚至遠至坪林及宜蘭頭城。四兄弟也在此時分家，各領一方自謀發展，又保持高度緊密關係。

四弟劉秉盛單獨到艋舺在商行當學徒。他認真又聰明，接觸來做生意的西仔番(西班牙人)和紅毛番(荷蘭人)，邊做邊學，也學會講那些外國人的語言。加上劉秉盛非常能幹，洋人都喜歡和他做生意。後來，貿易行的老闆年紀大了，就把整個生意交給他經營。他按照家鄉的炒茶技術做出來的「鐵觀音」，讓洋人喜愛不已，常指名要買劉秉盛「劉記」的茶葉；因而生意興隆，日進斗金。他把賺來的錢都用在買土地，僱用大批勞伕開墾七張、拳頭姆山及北宜路等山區，再擴及大坪林，並在寶斗厝附近興建祖厝，1800年以後全力開發大坪林。1816年(嘉慶12)劉秉盛過世，享年83歲，他的四個兒子劉中士、劉首士、劉金士、劉楠士，分得田產，每人各五百租(大約擁有十多甲地的面積及收穫量)，富甲一方，。

劉秉盛家族最早在大坪林十四張蓋的「利記公厝」

清光緒年間，三房劉金士之兒子劉寶夫，久婚末育，乃由竹篙嶺劉家過房，領養長子劉廷藩、次子劉廷玉。這件事也說明，劉家各房雖各領一方自謀發展，又能維繫緊密關係。

劉廷藩與劉廷玉兩兄弟，在大坪林的十四張崛起，影響地方發展凡五十年。甚至於在日治大正年間，因為劉廷藩與劉廷玉兩兄弟，不論是在新店大坪林地方的政治、教育、產業等各方面，劉家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指南宮開山，開山董事劉家佔有一半，劉廷藩、劉廷玉為指南宮開山董事之前二名；指南宮當時之管理方式，分福祿壽全四房管理人，劉家佔有一半；劉廷藩管理福房、劉廷獻管理祿房。可以推測，指南宮開山，一定和劉家有關，尤其和劉廷藩與劉廷玉兩兄弟有關。

劉廷藩、劉廷玉、劉盛烈

大坪林劉家家族，學術成就最高的子孫，就是劉盛烈。維基百科，劉盛烈條目，記載：

劉盛烈（1912年－），臺灣化學家，專長有機化學，臺北南港人。

日本帝國向盟軍投降後，面臨交國民政府接收運命的臺北帝國大學在廢校前最後1次授予博士學位，他是臺灣人臺北帝國大學理學士得到同校理學博士學位史上僅有的1位。...劉盛烈副教授是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第1位漢人副教授，而且是第1位臺灣本土培養的理學博士（潘貫教授是仙台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劉教授曾到美國耶魯大學研究2年，後以正教授職稱退休，現在是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化學系名譽教授，有口述回憶錄《劉盛烈回憶錄:我與台大七十年》問世。

自由時報記者邱紹雯，採訪高齡一百零二歲的劉盛烈被，記載：臺灣首位理學博士劉盛烈，曾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的老師，現已高齡一百零二歲，...劉盛烈在臺灣土生土長超過一個世紀，歷經一、二次世界大戰、二二八屠殺及戒嚴時期。他曾在二○○○年投書自由時報，批評中國宣稱「中國是臺灣的祖國，是不可分割的領土」，...如今，每年劉盛烈的壽宴，李遠哲以及各地的學生們仍固定前來替老師祝壽。

(圖源:自由時報)

一百零二歲的劉盛烈（圖右）、妻子張歐梅（圖中）九十二歲，兩人伉儷情深，北市信義區區長余星華（圖左）

劉廷藩是劉盛烈之祖父，劉廷玉是劉盛烈之叔公；劉盛烈從小，就經常跟隨祖父及叔公，在指南宮出入。劉廷藩與劉廷玉兩兄弟是新店大坪林地方的政治、教育、產業等各方面，最有名之名人，劉盛烈卻很低調不談論這些事；直到美國『臺灣口述歷史研究室』訪問他，然後出《劉盛烈回憶錄》一書。

大家知道劉盛烈在學術與教育上的成就，卻少人注意到，民國三十七年指南宮重新組織，劉盛烈被列為董事第一名，民國四十年劉盛烈更成為指南宮董事長。除外，劉盛烈的父親劉隆修，在南港啟運組主事開礦外，曾被推選指南宮第四代住持，並當壽房管理人。

因此，大概現存的人，沒有比劉盛烈，更了解指南宮成立的因緣了。運氣很好，美國『臺灣口述歷史研究室』，在他95歲時訪問到他，也出了《劉盛烈回憶錄》一書。該書第一章家世背景，第一節自福建遷台，裡面已提到，他的祖父劉廷藩，他的叔公劉廷玉，以及祖父創建指南宮於木柵猴山坑之源起。

依《劉盛烈回憶錄》第一章第一節所述，其遷台之第一世祖劉世棠，約當西元一七五O年(清乾隆十五年)前後，移居臺灣，定居於臺北新店大坪林十五份。劉世棠往來福建、臺灣之間，竟在福建辭世，世棠媽劉氏則埋骨在新店十五份。

世棠公之子秉盛公傳金士公(利記)，至第十三世寶夫公(裕記)久婚末育，乃領養長子劉廷藩、次子劉廷玉，是由竹篙嶺劉家過房來的；後續娶二房，始生三子祖埂、四子祖墳。

劉廷藩創建指南宮於木柵猴山坑之源起，在《劉盛烈回憶錄》

第一章第一節，提到：

『我祖父年輕時，我二叔公廷玉(乳名祖堰，又名石卿，一八四六年生)欲參加科舉考試，考期已近，卻患病未癒，深恐耽誤行程，我祖父乃向呂祖(仙公，孚佑帚君，即呂洞賓)許願：如保佑二弟病癒赴考，必為呂祖建廟。果然，我二叔公病癒赴考並中秀才。因此我祖父唱首籌募，得友好共助，創建指南宮於木柵猴山坑。每月初一、十五，親自登山到廟參拜，長年如此。有人就問他廟蓋好了，初一、十五必到，不是太勞累了嗎？他說他這樣做，人家就會跟他，廟就會漸漸興盛起來。因此，現在指南宮先賢祿位中我祖父排名第一。』

劉廷藩倡首籌募，得友好共助。這些好友；包括文山各地大老，如陳清輝、黃祖濤、林瑞會、鄭天賜、張德明；地主如張通舍、王月；臨時廟堂如王毓卿；神壇主持如高標旺；以及劉姓家族親友如劉廷玉、劉廷獻、劉業記、劉寬記、劉賓國、劉漢建、劉宗回；共十七名開山董事。

由此說明，依《劉盛烈回憶錄》第一章第一節所述，創建指南宮於木柵猴山坑之源起，就能貼近真實；而非充滿矛盾與虛假之傳說。

參考資料

˙吳宗明，《鸞堂建構與家族經營：以指南宮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7月14日

˙蔣秀純 撰，＜指南宮沿革＞，臺北文獻直字第七十三期，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民國74年9月25日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卿希泰，主編之中國道教史(修訂本•全四冊，四川人民出版社 ，簡體書) ， 1996年12月1日出版

˙《在政大典藏王雅萍教授，打造政治大學的哲學文史之道，愛上政大第七條步道【指南宮竹柏步道】焦點團體討論會》

˙林忠勝  編著，《劉盛烈回憶錄－我與台大七十年》

˙自由時報記者邱紹雯：「劉盛烈為臺灣首位理學博士...」，2013年9月10日

˙政大新聞學系網站，「古剎轉型─指南宮積極入世」，95.10.30發表，文／攝影  林昉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