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盆地是台灣考古學研究的起點，從十九世紀末科學考古學在台灣建立以來，台北盆地就是台灣考古研究的重心地帶（陳奇祿、宋文薰譯 1950），1902年之前就已經在台北盆地內記錄了圓山、芝山岩、植物園等八處重要的考古遺址，也在盆地周邊基隆河與新店溪上游記錄獅球嶺、小粗坑、灣潭等七處遺址，這些遺址除了河溝頭、龍匣口（植物園）位於盆地內平原地帶之外，其餘遺址大都位於盆地周邊突出的小山或緩坡。1930 年前後，東京帝國大學曾經整理日本石器時代遺物發見地名表，在台北州境內記錄了十六個遺址，其中在文山郡發現深坑庄‧景尾遺址，並敘明是由伊能嘉矩發現（東京帝國大學 1928：536），隨後鹿野忠雄曾經整理撰述〈台灣石器時代遺物發見地名表〉（1929），同樣指出在台北州境內的遺址，卻迅速增加為41 處，有關台北盆地內與淡水河流域的考古遺址就有36 處，加上大嵙崁溪上游位於新竹州的遺址也有21 處，總共62 處，佔有當時全台發現遺址的四分之一強，而且其中不乏今日仍屬重要的考古遺址，顯示台北盆地與淡水河流域在考古學研究中所具有的傳統和地位。

1926-28 年間成立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使得台灣考古學研究擺脫殖民地知識體系建構，從而走入以學術為中心的起始之路，不但在民族學的調查具有重要的學術成就，在考古學也開始從事有計畫的調查與發掘工作，並針對出土遺物進行比較研究，加上帝國大學和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合作關係，使得考古學的研究和展示，具有密切關連，從而影響台灣歷史的詮釋角度（劉益昌 2004）。

與帝國大學幾乎同步的鹿野忠雄，以學生和獨立研究者的身份，展開大規模的調查，同時進行部分發掘工作，幾乎建立了另外一套從田野調查研究的學術傳統，這些傳統配合以基隆鄉土館為中心的另外一派民間學者，構成了日治末期的考古學研究氛圍（平山勳 1935：63）。在這種學術環境之下，出身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的移川子之藏博士，雖然以民族學研究做為專長，但同時也從事部分考古學研究，1934 年他在《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輯，發表了〈「パ .」を繞る太平洋文化交涉問題と臺灣發見の類似石器〉，以十五份遺址出土的パツ型石器，開始了泛文化比較研究的端緒，考慮泛太平洋文化圈的交流議題，這是台灣考古學研究史日治時期第二期研究最重要的論文（陳奇祿、宋文薰譯 1950：13），值得指出的一點就是，這篇論文是從十五份遺址出土的石器開始。

二、從遺物出土的思考

考古學是一門以實地研究和實地發掘地上、地下材料的學科，研究的範圍在於人類和他所創造的文化，學科的重要目的反應在社會科學和廣義歷史學的屬性，不過考古學研究最重要的特性在於資料的出處與擷取的方法，和其他的學科有著明顯的不同。換句話說，考古學者研究最重要的對象就是過去人類生活所留下的舊址，也就是考古遺址，這些考古遺址，通常埋藏於地下或水中，因此考古學家透過調查、採集以及發掘，取得研究的材料，進一步透過材料的整理分析研究，才能得到過去人類生活的資訊。

十五份遺址在日治時代出土的標本，最初是在1928 年4 月台北帝國大學開設之時，為了學校整地所需，在台北州文山郡的十五份所在的小山丘採土工事當中發現，移川子之藏教授曾經現場調查，得見在小山前緣地下約15-20 公分，出土有許多打製與半磨製的石斧（移川子之藏 1934：439-440）。1929 年9 月發現者中村孝三先生和白倉先生捐贈五件石器標本給大學，隨後也入藏移川教授和宮本助手採集的一件石器，1934 年6 月再度入藏同一地點出土的二件石器，1956年3 月宋文薰教授補登記一件原有巴圖型石器標本，這些記錄是今天台灣大學所藏十五份遺址巴圖型石器的由來。

表一：日治時期十五份遺址出土標本

二年前政大民族學系的王雅萍老師，給筆者捎來一封電子信，說明在文山地區出土的考古標本，於是透過王老師了解這批標本的由來，並得以在景美鄭景隆先生家裡親自觀察這批標本，得知這些標本的出土位置與可能由來，因此思考這些標本，是否就是十五份遺址出土，因為出土的可能位置就在十五份附近小山丘的邊緣，和移川先生記錄的位置與地形均相近，這是一件令人得以進行學術聯想的重大消息，因為日治時期記錄的十五份遺址，經過戰後以來的都市發展演變和學術研究走向，遺址所在位置已經不為人知，從1980 年以來的遺址調查或普查，基本上都將十五份遺址列在失蹤遺址的範疇，就算近年內才完成的資料，也都如此（劉益昌、郭素秋 2000：64-65，劉益昌等 2004：6399-3）。1980 年前後筆者曾經住在景美十五份數年，也曾經前往鄰近的小丘進行調查，但並未發現遺址或遺物，因此得見上述出土標本，著實令筆者興奮，因此曾經針對這些標本進行觀察及描繪。

從筆者的觀察而言，這些標本主要包括台灣考古界俗稱的巴圖型石器和兩縊型網墜，巴圖型石器移川子之藏稱為Patu 型石斧，鹿野忠雄認為所謂的Patu 型石斧包括本質上相互不一致的各種石器，容易發生混亂，因此加以區別，而將北部地區的稱為匙形石斧以及有稜匙型石斧（鹿野忠雄 1952：98），宋文薰先生則將之歸於大型扁平斧形器及鋤形器中的匙形大鋤（宋文薰 1954：30）。如果從較為嚴謹的定義而言，鹿野忠雄的分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他將台灣各地不同的磨製石斧根據型態學予以區分，而且指出不同的功用或來源，宋文薰先生基本上依照鹿野先生的分類，加上李濟先生有關殷墟有刃石器的分類體系，而稱為匙形大鋤，是較為允妥的名稱。

就整體台灣北部地區的史前文化而言，這批標本單純從器物的觀察思考其歸屬，可能屬於圓山文化或植物園文化，不過假若匙形大鋤和兩縊型網墜一起出土的話，那麼屬於植物園文化或與植物園文化同時的可能性就更高了。類似的扁平且溝槽較為居中的兩縊型網墜，也曾發現在新店溪流域、北勢溪上游一帶，當然也曾發現在大漢溪中游以上的台地、丘陵，因此無法排除是圓山文化土地公山類型的可能性。從上述簡要說明，可知其年代最有可能在2500-1800 年之間，遺址所在位置也和此一時期植物園文化以及土地公山類型相仿，就整體遺址所在區位而言，文化內涵當更接近圓山文化土地公山類型，可惜未能發現具有文化判別意義的代表性陶器。

三、學術研究的議題

匙形大鋤這一類的石器從製造的過程而言，是需要耗費相當的勞力才得以製成的，從打剝製造粗胚到琢製成為半成品，再進一步磨製後拋光，才能成為初步完成的石器，如以台北地區的匙形大鋤而言，最後還需要透過琢製將部分拋光部位做成粗糙的柄部以利抓握或裝柄，這樣一個複雜的工序，在台灣地區沒有其他的工具或器具的製程可以相比，只有部分較為繁複的裝飾玉器可以和匙形大鋤相比，這麼耗費人力製作的器物，顯然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器物，但是從器物上所遺留的使用痕跡而言，卻又是頻繁使用的器物，所以從匙形大鋤而言，在台灣考古學和史前史研究的意義就極為重要。

日治時期鹿野忠雄認為匙形石器也就是移川子之藏所謂的Patu 型石器，可能是掘棒前端的石質部分，而做為農具使用（鹿野忠雄 1946：249），也曾經提出台灣南部地區的巴圖型石器，也就是大型石斧，極可能做為犁耕的用具（鹿野忠雄 1946：273-277），也曾提出頂端帶有突起或僧帽型的冠頭石斧，可能是做為農耕儀式的用具（鹿野忠雄 1946：269-272），加上匙形大鋤使用痕跡觀察所得的狀態，顯示這是做為在軟性土壤中長期使用的工具，那麼究竟這樣的工具有什麼樣的意涵？個人認為從整體相近的匙型大鋤、冠頭石斧或者大型石斧，都屬於大型的器具，出土類似標本的遺址，也大多位於平原或平原邊緣，可以說明這是深耕的農業用具嗎？加上出土的狀態在中南部地區往往三隻、五隻或七隻並排，直立於文化層中，顯示極可能為農耕儀禮的用具，此種使用型態牽涉到日常使用與農耕儀禮，就值到進一步詳細研究。

其次，這些遺址所在的地理區位，加上器物上使用痕跡，說明可能是深耕的用具，那麼出土地點的土壤分析和文化層中的農業現象，是否告訴我們農業型態，甚至耕作的作物為何，值得進一步研究；再者，台北西海岸北、中、南都出現相近的大型磨製石器，其中有同、有異，就匙型大鋤或有稜匙型石斧而言，目前所知主要以台北盆地為出土區域，其原因為何，或者各區域的大型石器，是區域區分還是功能區分，也值得進一步深究。

四、如何思考這些標本

不是正常考古學調查、採集以及發掘出土的標本，研究方向著重於標本本身，而不在其他的相關訊息。因此如何思考十五份遺址出土的這一批標本，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日治時期十五份遺址出土標本在於採土，幸好移川、宮本二位學者，曾經前往現地觀察遺物出土狀態，得見出土的地層以及相關標本，雖無詳細的記錄，但總是有記錄的出土標本。目前可能是十五份遺址出土的這批標本，因為出土狀態不明，雖經文化資產主管單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學者會勘，但未能確認標本採集者指涉的地點即為出土遺物的遺址。因此對於這批標本的研究，顯示出更重要的訊息當在於確認出土地點，因為沒有確認出土地點，就無法確知這批標本是原堆積或是二次堆積，甚至是早期採集者所置放的文化遺物。

從筆者所見的遺物而言，匙形大鋤的使用狀況相當明顯，當屬於經常使用的工具，因此從使用痕跡分析，進一步理解此一工具群的可能功能，甚至分析刃部所具有的微量元素，可能是這些匙形大鋤標本最重要的研究意義。至於網墜屬於較輕量的兩縊型網墜，就整體台灣網墜使用的發展狀況而言，也屬於年代較晚的網墜，曾經有學者認為這是溪流型態所使用的網墜，筆者未經詳細研究不敢肯定，但從這類網墜的分布而言，的確在溪流的上游也曾經出現，例如海拔1750公尺的七家灣遺址，就發現細長的兩縊型網墜，甚至在離溪流甚遠的集集大山遺址，也發現與十五份遺址相同類型的網墜，埔里盆地群從新石器時代中期以來的遺址，就發現大量的兩縊型網墜，顯示出山區溪流或湖泊的確和此類的網墜具有密切的關連，但除了生態區位的關連之外，是否也是時間的因素，就應該進一步考量，這也是從十五份這批標本可以思考的課題。

五、結語：民間的力量

筆者曾經指出台灣的歷史往往受制於文字紀錄的歷史，在國民教育的歷史課本，或者是高中、大學的教學，佔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時間的史前時代人類活動史，往往只有些許篇幅，甚至老師們不知從何教起，加上漢人沙文主義的思維，使得課本上的歷史觀，基本上是文字紀錄才叫做歷史，所以筆者曾經指出「假若方志或地方史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指標的話，那麼檢討台灣現有的地方志或區域史、鄉土史，就可以得到一個概括性的整體意象，筆者1999 年曾經在一篇檢討五十年來台灣方志的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將台灣當時已有的各類型志書與區域史、地方史，全面爬梳有關史前史與考古遺址的部分，發現台灣地區的方志、區域史、地方史能夠正視文字歷史以前人類活動史的並不多（劉益昌 1999：136）。時至今日，台灣歷史學界對於整體歷史與地方史撰述的架構，仍無法公平看待佔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時間的史前史。」（劉益昌 2006：72）相對於台灣史前史長期被忽略，日本考古學與國史建構則有密切的關係。大約自19 世紀後半，明治初期，從歐美引進科學實證性的方法進行研究考古學以來，日本考古學的發展和論述，長期與民族、文化的起源、演變以及日本歷史之建構，有著緊密的關連。雖然在戰後日本解脫了神話歷史觀的枷鎖，考古史料的歷史敘述有著不同的意涵，而且在近年因為「舊石器時代偽造事件」而引起喧然大波，然而不變的是，直到今日日本考古學在古代史與文化建構、國民歷史教育以及國民意識文化認同層次，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實日本不只學術界關注考古學研究所記錄的歷史，民間研究者也長期進行類似的研究，因此形成從考古學進入地方歷史研究的傳統，此種思維在於人和土地關係體系的建構，不僅是傳統中國所思考的文字而已，也把非文字建立的歷史，尤其是透過考古遺址研究建立的歷史，當成是區域歷史重要的開始，反觀國內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幾乎不知道考古遺址是什麼，只能從狹窄的文字記錄或者口訪，想要建構區域歷史。所幸此次文山社大從十五份遺址出發，重新思考區域歷史的意涵，希望這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其次，就這次的行動而言，十五份遺址代表著台北市境內經過記錄的42個遺址中，失去位置的6個遺址可能一步一步找回遺址的所在，這樣追索遺址的位置，就在於確認遺址是文化資產類別當中重要的一類，換句話說，日治時期以來民間研究者的傳統，可能從這個遺址的學術討論，而在台北地區重新開始。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編尾崎秀真，曾經是日治時期收集台灣標本，尤其是圓山遺址標本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他和民間研究者石坂莊作等人，合力形成的基隆鄉土派，雖然被當時學者批評，但從今天的角度而言，仍具有特殊的文化資產意涵，當年記錄的基隆地區遺址，或者採集的重要標本，經常被學者使用，今日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庫房，仍存有大量尾崎秀真採集的考古標本，但戰後六十多年以來少有人知，這未嘗不是一個遺憾。希望十五份遺址的民間力量，重新使我們思考考古遺址的研究，必須從學術和民間的結合開始，進一步從教育深入國民的知識體系，才能建構完整的區域歷史，也才能夠建立完整的台灣人類活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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