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社區大學

文山社區大學

(2008)文山社大10週年_時光藝術象限
鄒世烈吉他班 (5/6)

(2008)文山社大10週年_時光藝術象限
鄒世烈吉他班 (6/6)

週六, 06 December 2008 08:00

2008 貓婆婆(更新版下集)

2008年12月5日,由新聞局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舉辦「97年度公用頻道節目製作 人才培訓」發表會,文山社大「社區影像製作培訓班」學員,在本校剪樂社指導下,自行製 作拍攝出兩部影片「一粒種子的深耕」、「貓婆婆」參加評選,
其中「貓婆婆」在全國社大參與的共約50部影片之中,入選優良作品,並拿下傑出觀點獎 。

週四, 31 October 2013 18:08

消失的興福庄石碑

 

 

    在興福庄(十五分庄)曾經存在的一塊石碑,是在1926年(日治時期昭和元年)所豎立的"興福浚溝修路記",地點在舊地名橋頭(今興隆路二段頭)的橋邊,已於光復後毀於颱風,今已不復存。根據台北文獻直字第七十二期第91頁記載,碑文內容如下:

   『 興福浚溝修路記

    興福在文山郡景美之東北方  百餘年前  先開於萬盛  岡巒環三面  中有良田數百頃  溝澮通流灌溉  先民躬稼  事蓄無憾  潤身潤屋者  相踵而起  曾幾何時  溝土日積而水日乾  山澤之氣不為通  後人坐視夏旱秋潦  耕作弗收  歲歲以貧  此其故獨何歟  僉曰  水道不休而已矣  保正許君梓矮  與其從兄益謙  有鑑及此  力以浚渫  請之當局賴警部井坂同島津  巡查部長淺野  暨本地歷任警官  同風會幹部  保甲役員諸氏  指導民眾  始終協助  浚渫四面  既成  淫雨適降  不致氾濫  而晚稻有收  輿情安之  本年復造康莊道路  得重興基隆兩炭礦業者  樂捐鉅款  架設橋樑  功竣  鄉父老  欣然謀垂久遠  囑予為之記  夫盡力溝澮  濟以水利  修造道路  便於運輸  正所以促農功於偉大也  世所謂竭一時之力  成百年之利者  孰有過此哉  計費三千六百工 浚九百四十五間 用以泐石  以告來者』

    此碑文乃日治時期十五分保保正許梓矮,諉請景尾居民本省文化耆宿林佛國所撰寫,由林老千金林珮貞女士收錄於「長林山房吟草」(1984年),係記述興福莊圳溝及興隆路修築經過。1925年(大正14年),有鑑於今海巡署一帶原河床積土淤淺,數十甲田地在乾季乾凅無水灌溉,雨季又氾濫成災,乃動員莊民由蜈蚣牙(今警察學校對面山邊)起興建圳溝,大抵以原溪流(流經萬盛橋注入新店溪的萬盛溪)改建,1926年(昭和元年) ,將原興隆路二三段的田間小路拓寬成約兩米寬可攻手拉貨車通行的保甲路,並興建興德路,完工後立碑紀念。圳溝修築與馬路拓寬帶來地方繁榮,竣工立碑後,莊民演戲大大慶祝一番。

碑文留存有助於後代子孫了解先前重大建設的原委,當局應多加重視並予妥善保存,以利文史研究,若非林女士將碑文收錄,則此段興福庄重大事件,將隨颱風將石碑摧毀而消失,永不復見。

週四, 31 October 2013 18:02

景美最早的戲院---景美戲院

 

景美戲院  

1950年代中期,景美鎮上第一家戲院開業,位於景美集應廟後方景後街附近,是一棟增建閣樓的兩層樓建築。售票口寬敞的迴廊,樸拙的水泥牆面,以及獨特的第二層閣樓座位,為典型鄉村戲院的代表。最初搬演傳統歌仔戲及布袋戲,觀眾坐在長板凳上看戲,還可隱約聽到萬新鐵路上(今羅斯福路六段上)傳來隆隆的火車聲;在耆老記憶中,"麥寮拱樂社"在景美戲院演出時,曾轟動一時,劇團苦旦"愛哭妹",更是觀眾的催淚彈,觀眾常被感染隨之落淚;後期歌仔戲會參雜流行歌曲以及一些歌舞劇團登台表演。1960年代景美戲院開始放映電影,主要上演適合鄉村情趣的劇情或閩南語片為主,偶而放映"台北城內"賣座的二輪片作品。1963年五月,放映香港邵氏影業出品由李翰祥導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造成轟動,據說買票隊伍還曾排至景文街口。1973年僑興戲院(原名仙都戲院),1981年佳佳、來來戲院開幕,景美戲院淪為放映三級片的電影院,後因器材老舊、環境陰暗,於1990年初結束營業。目前只能在景後街景豐樓餐廳旁看見景美戲院的拆屋後破舊殘跡來回憶過往。僑興戲院也於2011年結束營業,原地與周邊土地進行都更重建

 
 

philosophy

【十五份遺址學術研討會】
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主辦
地點:台北市立社教館文山分館
日期:97 年8 月23 日星期六
十五份遺址:一段學術史的議題
劉益昌
一、前言:考古學研究的傳統和學術史的議題

台北盆地是台灣考古學研究的起點,從十九世紀末科學考古學在台灣建立以來,台北盆地就是台灣考古研究的重心地帶(陳奇祿、宋文薰譯 1950),1902年之前就已經在台北盆地內記錄了圓山、芝山岩、植物園等八處重要的考古遺址,也在盆地周邊基隆河與新店溪上游記錄獅球嶺、小粗坑、灣潭等七處遺址,這些遺址除了河溝頭、龍匣口(植物園)位於盆地內平原地帶之外,其餘遺址大都位於盆地周邊突出的小山或緩坡。1930 年前後,東京帝國大學曾經整理日本石器時代遺物發見地名表,在台北州境內記錄了十六個遺址,其中在文山郡發現深坑庄‧景尾遺址,並敘明是由伊能嘉矩發現(東京帝國大學 1928:536),隨後鹿野忠雄曾經整理撰述〈台灣石器時代遺物發見地名表〉(1929),同樣指出在台北州境內的遺址,卻迅速增加為41 處,有關台北盆地內與淡水河流域的考古遺址就有36 處,加上大嵙崁溪上游位於新竹州的遺址也有21 處,總共62 處,佔有當時全台發現遺址的四分之一強,而且其中不乏今日仍屬重要的考古遺址,顯示台北盆地與淡水河流域在考古學研究中所具有的傳統和地位。

1926-28 年間成立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使得台灣考古學研究擺脫殖民地知識體系建構,從而走入以學術為中心的起始之路,不但在民族學的調查具有重要的學術成就,在考古學也開始從事有計畫的調查與發掘工作,並針對出土遺物進行比較研究,加上帝國大學和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合作關係,使得考古學的研究和展示,具有密切關連,從而影響台灣歷史的詮釋角度(劉益昌 2004)。

與帝國大學幾乎同步的鹿野忠雄,以學生和獨立研究者的身份,展開大規模的調查,同時進行部分發掘工作,幾乎建立了另外一套從田野調查研究的學術傳統,這些傳統配合以基隆鄉土館為中心的另外一派民間學者,構成了日治末期的考古學研究氛圍(平山勳 1935:63)。在這種學術環境之下,出身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的移川子之藏博士,雖然以民族學研究做為專長,但同時也從事部分考古學研究,1934 年他在《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輯,發表了〈「パ .」を繞る太平洋文化交涉問題と臺灣發見の類似石器〉,以十五份遺址出土的パツ型石器,開始了泛文化比較研究的端緒,考慮泛太平洋文化圈的交流議題,這是台灣考古學研究史日治時期第二期研究最重要的論文(陳奇祿、宋文薰譯 1950:13),值得指出的一點就是,這篇論文是從十五份遺址出土的石器開始。

二、從遺物出土的思考

考古學是一門以實地研究和實地發掘地上、地下材料的學科,研究的範圍在於人類和他所創造的文化,學科的重要目的反應在社會科學和廣義歷史學的屬性,不過考古學研究最重要的特性在於資料的出處與擷取的方法,和其他的學科有著明顯的不同。換句話說,考古學者研究最重要的對象就是過去人類生活所留下的舊址,也就是考古遺址,這些考古遺址,通常埋藏於地下或水中,因此考古學家透過調查、採集以及發掘,取得研究的材料,進一步透過材料的整理分析研究,才能得到過去人類生活的資訊。

十五份遺址在日治時代出土的標本,最初是在1928 年4 月台北帝國大學開設之時,為了學校整地所需,在台北州文山郡的十五份所在的小山丘採土工事當中發現,移川子之藏教授曾經現場調查,得見在小山前緣地下約15-20 公分,出土有許多打製與半磨製的石斧(移川子之藏 1934:439-440)。1929 年9 月發現者中村孝三先生和白倉先生捐贈五件石器標本給大學,隨後也入藏移川教授和宮本助手採集的一件石器,1934 年6 月再度入藏同一地點出土的二件石器,1956年3 月宋文薰教授補登記一件原有巴圖型石器標本,這些記錄是今天台灣大學所藏十五份遺址巴圖型石器的由來。

表一:日治時期十五份遺址出土標本

663 石器 5 十五份 (台北州) 附近出土 白倉 中村 昭和4 年9月 中村孝三氏發現
664 石器 1 十五份 (台北州) 附近出土 移川 宮本 昭和4年10月  
2082 石器 2 十五分出土   昭和9年6月  
3895 巴圖形石器 1 台北縣文山郡十五份出土 文薰按:它是原有的,今補行登記 民國45年3月3日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登記簿

二年前政大民族學系的王雅萍老師,給筆者捎來一封電子信,說明在文山地區出土的考古標本,於是透過王老師了解這批標本的由來,並得以在景美鄭景隆先生家裡親自觀察這批標本,得知這些標本的出土位置與可能由來,因此思考這些標本,是否就是十五份遺址出土,因為出土的可能位置就在十五份附近小山丘的邊緣,和移川先生記錄的位置與地形均相近,這是一件令人得以進行學術聯想的重大消息,因為日治時期記錄的十五份遺址,經過戰後以來的都市發展演變和學術研究走向,遺址所在位置已經不為人知,從1980 年以來的遺址調查或普查,基本上都將十五份遺址列在失蹤遺址的範疇,就算近年內才完成的資料,也都如此(劉益昌、郭素秋 2000:64-65,劉益昌等 2004:6399-3)。1980 年前後筆者曾經住在景美十五份數年,也曾經前往鄰近的小丘進行調查,但並未發現遺址或遺物,因此得見上述出土標本,著實令筆者興奮,因此曾經針對這些標本進行觀察及描繪。

從筆者的觀察而言,這些標本主要包括台灣考古界俗稱的巴圖型石器和兩縊型網墜,巴圖型石器移川子之藏稱為Patu 型石斧,鹿野忠雄認為所謂的Patu 型石斧包括本質上相互不一致的各種石器,容易發生混亂,因此加以區別,而將北部地區的稱為匙形石斧以及有稜匙型石斧(鹿野忠雄 1952:98),宋文薰先生則將之歸於大型扁平斧形器及鋤形器中的匙形大鋤(宋文薰 1954:30)。如果從較為嚴謹的定義而言,鹿野忠雄的分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他將台灣各地不同的磨製石斧根據型態學予以區分,而且指出不同的功用或來源,宋文薰先生基本上依照鹿野先生的分類,加上李濟先生有關殷墟有刃石器的分類體系,而稱為匙形大鋤,是較為允妥的名稱。

就整體台灣北部地區的史前文化而言,這批標本單純從器物的觀察思考其歸屬,可能屬於圓山文化或植物園文化,不過假若匙形大鋤和兩縊型網墜一起出土的話,那麼屬於植物園文化或與植物園文化同時的可能性就更高了。類似的扁平且溝槽較為居中的兩縊型網墜,也曾發現在新店溪流域、北勢溪上游一帶,當然也曾發現在大漢溪中游以上的台地、丘陵,因此無法排除是圓山文化土地公山類型的可能性。從上述簡要說明,可知其年代最有可能在2500-1800 年之間,遺址所在位置也和此一時期植物園文化以及土地公山類型相仿,就整體遺址所在區位而言,文化內涵當更接近圓山文化土地公山類型,可惜未能發現具有文化判別意義的代表性陶器。

三、學術研究的議題

匙形大鋤這一類的石器從製造的過程而言,是需要耗費相當的勞力才得以製成的,從打剝製造粗胚到琢製成為半成品,再進一步磨製後拋光,才能成為初步完成的石器,如以台北地區的匙形大鋤而言,最後還需要透過琢製將部分拋光部位做成粗糙的柄部以利抓握或裝柄,這樣一個複雜的工序,在台灣地區沒有其他的工具或器具的製程可以相比,只有部分較為繁複的裝飾玉器可以和匙形大鋤相比,這麼耗費人力製作的器物,顯然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器物,但是從器物上所遺留的使用痕跡而言,卻又是頻繁使用的器物,所以從匙形大鋤而言,在台灣考古學和史前史研究的意義就極為重要。

日治時期鹿野忠雄認為匙形石器也就是移川子之藏所謂的Patu 型石器,可能是掘棒前端的石質部分,而做為農具使用(鹿野忠雄 1946:249),也曾經提出台灣南部地區的巴圖型石器,也就是大型石斧,極可能做為犁耕的用具(鹿野忠雄 1946:273-277),也曾提出頂端帶有突起或僧帽型的冠頭石斧,可能是做為農耕儀式的用具(鹿野忠雄 1946:269-272),加上匙形大鋤使用痕跡觀察所得的狀態,顯示這是做為在軟性土壤中長期使用的工具,那麼究竟這樣的工具有什麼樣的意涵?個人認為從整體相近的匙型大鋤、冠頭石斧或者大型石斧,都屬於大型的器具,出土類似標本的遺址,也大多位於平原或平原邊緣,可以說明這是深耕的農業用具嗎?加上出土的狀態在中南部地區往往三隻、五隻或七隻並排,直立於文化層中,顯示極可能為農耕儀禮的用具,此種使用型態牽涉到日常使用與農耕儀禮,就值到進一步詳細研究。

其次,這些遺址所在的地理區位,加上器物上使用痕跡,說明可能是深耕的用具,那麼出土地點的土壤分析和文化層中的農業現象,是否告訴我們農業型態,甚至耕作的作物為何,值得進一步研究;再者,台北西海岸北、中、南都出現相近的大型磨製石器,其中有同、有異,就匙型大鋤或有稜匙型石斧而言,目前所知主要以台北盆地為出土區域,其原因為何,或者各區域的大型石器,是區域區分還是功能區分,也值得進一步深究。

四、如何思考這些標本

不是正常考古學調查、採集以及發掘出土的標本,研究方向著重於標本本身,而不在其他的相關訊息。因此如何思考十五份遺址出土的這一批標本,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日治時期十五份遺址出土標本在於採土,幸好移川、宮本二位學者,曾經前往現地觀察遺物出土狀態,得見出土的地層以及相關標本,雖無詳細的記錄,但總是有記錄的出土標本。目前可能是十五份遺址出土的這批標本,因為出土狀態不明,雖經文化資產主管單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學者會勘,但未能確認標本採集者指涉的地點即為出土遺物的遺址。因此對於這批標本的研究,顯示出更重要的訊息當在於確認出土地點,因為沒有確認出土地點,就無法確知這批標本是原堆積或是二次堆積,甚至是早期採集者所置放的文化遺物。

從筆者所見的遺物而言,匙形大鋤的使用狀況相當明顯,當屬於經常使用的工具,因此從使用痕跡分析,進一步理解此一工具群的可能功能,甚至分析刃部所具有的微量元素,可能是這些匙形大鋤標本最重要的研究意義。至於網墜屬於較輕量的兩縊型網墜,就整體台灣網墜使用的發展狀況而言,也屬於年代較晚的網墜,曾經有學者認為這是溪流型態所使用的網墜,筆者未經詳細研究不敢肯定,但從這類網墜的分布而言,的確在溪流的上游也曾經出現,例如海拔1750公尺的七家灣遺址,就發現細長的兩縊型網墜,甚至在離溪流甚遠的集集大山遺址,也發現與十五份遺址相同類型的網墜,埔里盆地群從新石器時代中期以來的遺址,就發現大量的兩縊型網墜,顯示出山區溪流或湖泊的確和此類的網墜具有密切的關連,但除了生態區位的關連之外,是否也是時間的因素,就應該進一步考量,這也是從十五份這批標本可以思考的課題。

五、結語:民間的力量

筆者曾經指出台灣的歷史往往受制於文字紀錄的歷史,在國民教育的歷史課本,或者是高中、大學的教學,佔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時間的史前時代人類活動史,往往只有些許篇幅,甚至老師們不知從何教起,加上漢人沙文主義的思維,使得課本上的歷史觀,基本上是文字紀錄才叫做歷史,所以筆者曾經指出「假若方志或地方史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指標的話,那麼檢討台灣現有的地方志或區域史、鄉土史,就可以得到一個概括性的整體意象,筆者1999 年曾經在一篇檢討五十年來台灣方志的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將台灣當時已有的各類型志書與區域史、地方史,全面爬梳有關史前史與考古遺址的部分,發現台灣地區的方志、區域史、地方史能夠正視文字歷史以前人類活動史的並不多(劉益昌 1999:136)。時至今日,台灣歷史學界對於整體歷史與地方史撰述的架構,仍無法公平看待佔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時間的史前史。」(劉益昌 2006:72)相對於台灣史前史長期被忽略,日本考古學與國史建構則有密切的關係。大約自19 世紀後半,明治初期,從歐美引進科學實證性的方法進行研究考古學以來,日本考古學的發展和論述,長期與民族、文化的起源、演變以及日本歷史之建構,有著緊密的關連。雖然在戰後日本解脫了神話歷史觀的枷鎖,考古史料的歷史敘述有著不同的意涵,而且在近年因為「舊石器時代偽造事件」而引起喧然大波,然而不變的是,直到今日日本考古學在古代史與文化建構、國民歷史教育以及國民意識文化認同層次,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實日本不只學術界關注考古學研究所記錄的歷史,民間研究者也長期進行類似的研究,因此形成從考古學進入地方歷史研究的傳統,此種思維在於人和土地關係體系的建構,不僅是傳統中國所思考的文字而已,也把非文字建立的歷史,尤其是透過考古遺址研究建立的歷史,當成是區域歷史重要的開始,反觀國內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幾乎不知道考古遺址是什麼,只能從狹窄的文字記錄或者口訪,想要建構區域歷史。所幸此次文山社大從十五份遺址出發,重新思考區域歷史的意涵,希望這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其次,就這次的行動而言,十五份遺址代表著台北市境內經過記錄的42個遺址中,失去位置的6個遺址可能一步一步找回遺址的所在,這樣追索遺址的位置,就在於確認遺址是文化資產類別當中重要的一類,換句話說,日治時期以來民間研究者的傳統,可能從這個遺址的學術討論,而在台北地區重新開始。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編尾崎秀真,曾經是日治時期收集台灣標本,尤其是圓山遺址標本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他和民間研究者石坂莊作等人,合力形成的基隆鄉土派,雖然被當時學者批評,但從今天的角度而言,仍具有特殊的文化資產意涵,當年記錄的基隆地區遺址,或者採集的重要標本,經常被學者使用,今日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庫房,仍存有大量尾崎秀真採集的考古標本,但戰後六十多年以來少有人知,這未嘗不是一個遺憾。希望十五份遺址的民間力量,重新使我們思考考古遺址的研究,必須從學術和民間的結合開始,進一步從教育深入國民的知識體系,才能建構完整的區域歷史,也才能夠建立完整的台灣人類活動史。

參考書目

平山勳編著
1935 〈臺灣考古學界の現狀--北部臺灣に闢して〉《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9:59-69 ,臺北:臺灣經濟史學會。
宋文薰
1954 〈本系舊藏圓山石器(一)〉《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4:28-38.
東京帝國大學
1928 〈臺灣〉《日本石器時代地名表》:536-544,岡院書刊第五版,東京:東京帝國大學。
陳奇祿、宋文薰譯,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原著
1950 〈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文化》6(1):9-16.
移川子之藏
1934 〈「パツ」を繞る太平洋文化交涉問題と臺灣發見の類似石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輯:431-449,臺北:臺北帝國大學。
鹿野忠雄
1929 〈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發見地名表(一)〉《史前學雜誌》1(5):401-404.
1946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第Ⅰ卷》東京:矢島書房。
1952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第Ⅱ卷》東京:矢島書房。
劉益昌
1999 〈人與土地的歷史—正視方志史前部分〉《「五十年來台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北。1998.10.22-24。
2004 〈考古遺址與出土遺物的詮釋-以台灣為例〉「第八屆中華文明二十一世紀新意義研討會—文物收藏、文化遺產與歷史解釋」,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主辦,2004.4.3-5。
2006 〈台灣考古學與原住民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6:70-93。
劉益昌、郭素秋
2000 《台北市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劉益昌、郭素秋、盧瑞櫻、戴瑞春、陳得仁(劉益昌等 2004)
2004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七)》,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內政部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12)

philosophy

從啟蒙到參與─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十年的成就與困境

作者:唐光華(1)、鄭秀娟(2)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作為臺灣第一所社區大學,在臺北市社區大學運動十週年前夕,藉此機會回顧與前瞻文山社大「模式」的特色、優點侷限,做為下個十年臺灣社區大學運動發展的參考。

壹、社區大學設立的背景

1998年臺北市政府首度試辦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其後,全臺灣各縣市普遍設立社區大學,十年內已逾80所;普設社區大學之推動成功有其特殊的教育、政治與社會等客觀背景,茲分述於下:

一、客觀條件

1.  教育方面

首先,與先進國家相較,臺灣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直到1990年代初期,仍然比例偏低,因此四一™教改聯盟才會提廣設高中與大學的主張。第二、從正義的角度,希望能讓過去因家庭經濟弱勢或大學入學門檻過高,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公民有機會上大學。第三、正規大學傳授抽掉個人經驗的套裝知識,社區大學經由師生互動,可創造與傳遞經驗知識。第四、終身學習的風氣逐漸形成,戰後嬰兒潮這一代陸續退休,有再學習的需求。

2.  政治方面

臺灣自1980年代後期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後,表面上完成政治轉型,但政治品質依然乏善可陳,其中除了政治人物的整體水準不足外,受長年戒嚴和家族主義的文化傳統影響,人民缺乏公共參與的精神與主體性亦為主因。有人認為,臺灣需要公民啟蒙運動,以培養有公共參與精神與獨立判斷能力的現代公民。

3.  社會方面

臺灣在1980年代各種社會力逐漸釋放,無論是環境、婦女、勞工、農民、教改、消費者、媒體改造、社區營造等運動風起雲湧,但到了1990年代後期,各種社會運動似乎失去着力點,過去在全國引起注意的運動方式顯然已過時,社運人士需要紮根於社區,在社區厚植公民社會。

二、主觀努力

為普及高等教育,臺灣大學數學系教授黃武雄早在19949月就提出社區大學的構想,並擬定「地方政府設置社區大學計畫草案」,依黃教授的構想,社區大學由縣市政府主辦,同時得核發學員社區大學文憑,此一草案並未獲重視。1997年底縣市長選舉完成後,黃武雄教授在中國時報發表「深化民主,發展新文化」專文,指出臺灣民主政治品質不佳,肇因於雖完成從威權統治到民主政治的政治建設,但缺乏培養現代公民的文化建設,而要推動文化建設,應普設立社區大學。

黃武雄這篇專論引起顧忠華、唐光華的共鳴,力請黃教授出面號召,於19981月邀請十八位知識份子(黃武雄、顧忠華、夏鑄九、洪萬生、李丁讚、成令方、彭明輝、唐光華等人)在政治大學行政大樓八樓會議室召開第一次社區大學籌備會議,與會知識份子討論熱烈,並達成共識:支持黃武雄教授的理念,認為臺灣確實需要社區大學,並立即著手推動。參加籌備會的知識份子分兩方面進行,一與地方政府接洽,遊說地方政府辦社大,另一方面找合作中學開辦。

之後,籌備委員拜會臺北市長陳水扁,獲得陳市長允諾提供第二預備金1000萬元做籌辦第一所社區大學之用。當時的新竹市長蔡仁堅也表示有意辦社區大學,並與社區大學籌委會聯繫。籌備委員於是在當年54日在臺大校友會館舉行記者會,公開向社會宣告,臺灣社區大學運動起跑,同時宣佈第一所社區大學九月將在木柵國中開辦。

在五四宣佈臺灣社大運動起跑之後,對成人教育也甚為重視的教育部長林清江提出把高職轉化為社區學院的構想,當時中國時報還邀林清江部長與黃武雄教授對話。兩人固然都重視普及社區成人高等教育,但林部長著眼點為技職教育的延伸,僅授予社區學院畢業生副學士文憑,而黃武雄教授的社區大學乃培養有公共參與精神的現代公民,且授與學士文憑。由於雙方理念交集有限,社區大學運動推動的主力,初期就朝廣邀各縣市志同道合的民間人士,並遊說地方政府開辦,而非朝中央推動。

貳、文山社區大學的誕生

199854日記者會宣佈臺灣社大運動起跑後,社大籌委會委員洪萬生教授拜會木柵國中校長韓桂英,闡明社區大學理念,獲得韓校長允諾,願提供教室合辦社區大學,人本基金會亦願提供行政支援,辦理第一所社區大學的籌備與招生工作。

720日籌委會舉辦「社區大學開鑼生根」記者會,宣佈第一波社區大學將在臺北市文山區與新竹市香山區開辦,文山社區大學訂928日開學(3)。之後,社區大學籌委會認為第一所社區大學的主任應該有相當的學術地位,經過正反意見熱烈辯論,投票表決,決議接受黃武雄教授的提案,朝學術界找尋首任主任人選,並推舉華梵大學副教授蔡傳暉為首任主任,主持開辦文山社大的行政工作。籌備委員以顧忠華老師為核心,運用人脈,以社大的理念相號召,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邀請到許多學有專長或社會名望的學者專家、社運組織到文山社大開課(4)。木柵國中韓桂英校長也積極與行政人員和木中老師溝通,請共用教室的老師支持文山社大到木中開辦。

         20040101 philosophy01

81日至7日籌委會舉行為期七日的「社區大學教學方法與課程設計研討會」,邀請社區民眾、社區工作者、領域學有專的學者與社區大學開課老師對話與交流。95日至15日熱烈辦理第一季招生與報名。當時,媒體大幅報導,民眾非常興奮,報名踴躍,計開38 課,1104人次選修,學員共有840人,平均每門課近30人選修。許多門課因選修人數太多必需抽籤才能決定綠取與否。

928日文山社大第一季開學日,陳水扁市長與教育局長蒞臨祝賀。文山社大教師、學員與行政人員在興奮的心情下,開展臺灣社區大學運動史的第一頁。

參、文山社大十年三部曲

文山社區大學開辦之初正值臺北市長改選前半年,雖然獲得陳水扁市長與教育局支持籌辦,但市長改選後,新市長是否會支持社區大學仍在未定之數。所幸新任市長馬英九當選後,於1231日率同白副市長與教育局官員蒞臨文山社區大學,與師生座談表明對社區大學支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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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37日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與新竹青草湖社區大學,以及社區大學全國籌備委員會、時報文教基金會、新竹市政府共同舉辦第一次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落實高教於地方」,許多有意辦理社區大學的地方政府代表、社區代表均出席,聽取社大的理念與策略。這次會議主辦單位透過林孝信、余範英邀請馬英九市長發表演講。馬英九市長在大會演說,再度表達對社區大學的肯定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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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社大十年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第一部曲:試辦期(1998.9.28-1999.8

由於文山社區大學的誕生來自民間的教育改革人士的推動,與學術界、社運界、社區人士和地方民眾的熱烈共鳴與支持,以及木柵國中、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的認同與協助,然其成立與出現並沒有先例可循,甚至沒有明確的法源作為依據。因此,第一年暫訂為試辦期。

文山社大試辦期間在蔡傳暉主任主持下,呈現下列特色:

1.辦學的理念與課程設計均依黃武雄教授所倡議的「解放知識,建立公民社會「理念,以及學術、社團與生活藝能三大類課程設計為依據。

根據 1999年文山社區大學試辦紀實報告(5),強調課程設計的目標為「培養現代公民」,另根據2000.6.23日出版的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強調辦學目標,強調「建立一個屬於平民大眾的高等教育場域,迎向公民社會的來臨。辦學目標係以現代公民養成教育為主,而非學術菁英教育,因此提供過去沒有機會進大學的民眾,接受具大學品質的知識性學習;養成參與現代社會能力,為其努力的方向」(6)。在辦學目標中,特別強調著重通識能力培養,而非職業技能訓練;著重公共議題探討,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換言之,文山社大創校時定位在「高等教育」、「具大學品質」和「培養現代公民」、「著重公共議題」。

2.正因為理想性強,加上創校者多為大學教授或社運的領導人,因此吸引很多知名教授與社運團體前來開課(7)。當時規劃了相當於辦一所學校的組織架構,這些組織包括,行政組織、教學組織、校務決策與監督組織(8)。因為創校的知識份子多為大學教授,所以試辦期非常重視教學研究,除了組成教學研究會外,還開了好幾次與課程和教學有關的研討會。(9)

3.第一年教育局核發的試辦經費為1,000萬元,財務相對寬裕,為使弱勢族群也能來社大上課,降低入學門檻,初期收費每學分600元,因為只有一所社大,課程總數也少(第一季38門課,第二季68門課),許多學員報名選修因額滿抽籤而無法上課,當時並無招生的壓力。

4.借國民中學教室開辦社大,無獨立的校園,以及無文憑可發,這些都與1994年黃武雄提出的社區大學理念與藍圖有相當大的距離,且中央政府的政策未定,中央與北市都尚未制定與社區大學有關的法令。因此,從某個角度看,文山社區大學十足是提前誕生、滿懷理想的早產兒。

5.即使報名踴躍,試辦一年之後,諸如財務壓力、需要獨立空間、行政專業化等問題(10)即開始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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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辦文山社大的「社團法人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確立尊重文山社大行政團隊辦學自主的原則,促進會只負責財務監督。

二、第二部曲:開創期(1999.8-2005.7

經過第一年試辦後,不僅新任臺北市長馬英九肯定社區大學的價值,支持臺北市增設社區大學,黃武雄教授也號召知識份子於1999年秋天在臺北縣籌辦五所社區大學。此後,臺北市於1999年至2001年先後成立十二所社區大學,臺北縣先後成立十三所社大。於此同時,全國正規大學數量亦急速增加,並大量擴張大學推廣教育。

這段期間,教育部通過終身教育法,明訂社區大學為成人教育中的非正規學習機構;臺北市政府通過臺北市社區大學設置要點,使臺北市辦理社區大學有比較明確的法律基礎。

平情而論,終身教育法把社區大學訂為非正規學習機構,對社區大學運動而言,是很大的挫敗,尤其是文山社大重視學術課程,繼續把社大當作成人高等教育機構來辦,就格外吃力。在艱難的條件下,蔡傳暉主任與行政團隊和師生發揮創造力,仍堅持理想辦學。此一時期的特色為:

1.  建立三大類課程逾100門課以及兩千多選課人次的辦學規模。

2.  學術課程師資陣容堅強,前三年學術界教師參與熱烈,但部份課程選修人數少,導致部份學院教授因無法成課而從社大退出。即使如此,文山社大仍然擁有最多的自然、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講師與課程。

3.  生活藝能課程以工藝、美術為主,攝影、紀錄片課程自創校階段即納入。

4.  社區參與能量豐沛,從因應社區需求辦理地方領袖工作坊到師生及社區民眾共組文山新願景促進會,包含催生公民會館、永安藝文館,發起守護景美溪工作,支持文山區各社區成立發展協會,舉辦文山區多項大型藝術活動,與優劇場共同主辦多次文山藝術節,出版「木柵人─閱讀1950年代木柵人的生活影像」等文史出版品。

5.  促進弱勢學習,除了學費免費,也透過教師及社團的力量進入安康平宅社區開課,或專案推出弱勢族群如視障者、心智障礙者的學習課程。

6.  為提升社會反省能力,推出核心課程

文山社大進入第五年後,蔡傳暉主任有感於在社大運動推展下,眾多社大在短期內出現,與坊間補習班或大學推廣教育的分際越形模糊,為重申社大理念,也基於幾年的實踐經驗,期望對原始的社大理念提出批判性的思考與反省,因此提出核心課程的構想,請杜文仁老師規劃系列「個人了解社會、參與社會,進而促進社會進步的意願與能力的課程」,並於922學期推出五門核心課程:多元文化與系列、文化性別認同、全球化下的臺灣、成長小說(「威廉. 麥斯特的學習年代「導讀」)、紀錄片與臺灣社會、科學與臺灣社會。

蔡主任與杜老師並於922學期的選課手冊推薦核心課程,強調核心課程是社大學員的必修課程,但不強迫選修;強調可以協助學員跨越瓶頸學習深度,提升社會反省能力邁向美好社會,並給予學分費優惠,鼓勵學員學習。(11)

7.  20046月,蔡傳暉主任有感於臺灣政治、社會權力與利益之爭日愈激烈,基於社大實踐經驗的反省,強調社會關懷需要有內聖的修為,因此提出重視修養的教育的呼籲,並列舉簡樸、堅毅、勇氣、包容、寬厚、智慧與利他精神等德目與文山社大師生共勉(12)

三、第三部曲:擴展期(2005.8--2008.7

文山社大創辦屆滿七年,蔡傳暉主任卸任,由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遴選唐光華為主任。這時文山社大面臨社區與大學成教機構大增、交通不便而造成的招生人數減少、財務困境等壓力,如何克服挑戰並堅持理想,是此一時期最大的挑戰。這段期間文山社大有下列特色:

1.  以學程召集人為核心所組成的課程委員會會議,於95年第二學期期初開會,經過熱烈討論,達成共識:成人學習身心靈成長都很重要,不能只重頭腦與思考的發展,輕忽肢體與感性的發展,支持學校開設舞蹈等肢體開發課程。在這決議下95年第二學期期中,文山社大首次開設一門舞蹈課程。96年第一學期陸續開設舞蹈、瑜珈等課程。

2.  由於行政團隊體認成人藝術學習對建立自信、開啟潛能的重要性,以及了解公民美學的價值,規劃音樂、美術、表演藝術等領域講師開課(如無垢舞蹈劇場、二胡、 吉他、京劇、古琴、崑曲、偶戲等),豐富了文山社大的藝術課程,所以,強調生活藝能講師不能只傳授技藝,還應探討技藝背後的文化內涵,以及鼓勵學員經由藝術學習開展生命。同時,延續蔡傳暉主任重視修養的呼籲,此階段增開許多講授中西哲學與宗教經典導讀的課程,諸如,孔孟、老莊、荀子、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康德、雅斯培、羅斯等大師的經典著作,以及易經、佛經等課,陸續推出且深受學員歡迎。

3.  文山社大所在地,原本即是木柵地區交通不便之區位,當社大普設之後,這項結構上的缺點,更加凸顯。2007年初春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通過唐校長提案,決定促成校本部遷至景美地區,經與景美國中朱賡忠校長和行政團隊接洽,朱校長與行政團隊表達願意合作辦社區大學,並經校務會議表決通過,文山社大於當年七月初遷至景美國中,原木柵 國中校區保留為教學點。文山社大遷至景美國中後,由於地近捷運站,學生選課一年後即增加一千多人次。包括學術課程在內,都因為交通、停車問題紓解,增進師生的交通便利性,讓過往叫好但不叫座的課程的招生有了明顯的進展。

4.  經過八、九年的學習,文山社大認為學員應從「立己」提升境界至「利他」,因此鼓勵學有所成的學員貢獻所成,參與和服務學校與社區。此一階段的社區參與,因永安藝文館的啟用,以及社大增加藝文課程,以藝文活動參與社區的比例增高。同時,因應貓纜通車,文山社大與貓空地區的社區組織、市府相關局處展開多項合作專案,協助貓空地區的發展。例如,文山曬書節、景美溪守護、低碳樂活運動;與區公所、動物園、社區寺廟系統合辦活動亦繼續推展;社區弱勢關懷,包括新移民課程、與心路基金會合開課程、安康社區專案課程等。

5.  早年呼應社大理念的教師,隨著時間以及各項主客觀因素,逐漸淡出社大,此階段展開廣邀過去未曾參與社大運動的教師前來任教、訂定文山社大學員畢業辦法、建立學員參與的教師聘任制度、建立校長任期制、強化資訊系統、總結文山社大十年經驗等。

6.  資深學員鄭景隆發現文山區新石器時代首座遺址十五份遺址,社大申請文化局鑑定、成立十五份遺址研究社、舉辦十五份遺址學術研討會,師生並至社區巡迴演講,介紹十五份遺址發現的意義。

肆、文山社大模式十年成就

文山社大雖然是早產兒,且成長的養分不足,從1998928日成立,到今年2008928日,滿十週歲的文山社大雖然人力、財力、空間始終不足,至今仍能集結許多有相同理念的講師、行政人員、學員,堅持理想,共同辦學,回首十年,在幾方面有明顯的成就:

1.  知識解放,培養現代公民

十年來共有43,416人在文山社大選課,其中已修滿128學分的有12人。

就知識解放而言,十年來,文山社大一直有相當比例的學員始終熱愛學術課程,他們經由選修學術課程,加深加廣了對世界、宇宙與自己的認識。另有些學員經由選修社區與環境課程,或參與相關社團,增進了環保生態文史等方面的知識。也有些學員透過修習藝能課程知道相關的人文與科學方面的知識。

知識解放透過三大類課程的教與學,師生的互動,在社大結果開花。許多在文山社大授課的講師,他們同時也在正規大學教書,就特別喜歡社大學的成人學員為求知而選課,以及生命經驗豐富、討論熱烈的特質。

課程之外,文山社大舉辦許多校內活動、社區參與活動,師生經由參與這些公共活動,群體意識自然增強,公民能力亦有所提升,因此成為社區現代公民的典範。下以資深學員詹志明、鄭景鄰和詹瑞瑤為例。

現年82歲的詹志明,現任校務志工社與自然科學研習社社長,好幾年來每週至少兩晚上來校擔任志工服務。他自創校以來,已修滿165學分,且七成以上是學術課程。目前他正在進行中國數學史主題的畢業論文的撰寫,期望能獲得文山社大的畢業證書。詹先生同時是校外多個社團法人的創辦人及理監事。

現年51歲的學員鄭景隆,十年來修滿128學分,八成以上是學術課程和社區成長與環境學程,積極參與地方文史工作和社團活動,並於2006年發現了六件巴圖與十九件網墜,在周述蓉老師的指導下,利用兩年的時間深入探討,與台灣考古學者交流及共同調查,並於96年年97日經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中研院劉益昌教授前往調查,勘訂為疑似十五份遺址所在地。此一確認,也同步將文山地區的歷史向遠古推進了三千多年。

現年53歲的學員詹瑞瑤在清潔隊工作,又要照顧先生與兩子,但十年來舉凡哲學、宗教、社會科學方面的硬課程,她都無所畏地選修,讀莎士比亞原著、柏拉圖理想國等等,詹瑞瑤和其他許多愛智的學員鼓舞了不少社大的學術課程講師,願意以同樣的熱誠不斷地開授新課程,以滿足學員們炙熱的求學心。

2.  社區參與,厚植公民社會

文山區大學十年來的社區參與,可謂十分輝煌。

十年前,在羅秀華老師的陪伴與引導之下,辦理了第一場以公民會館願景為發展核心的地方領袖工作坊。這個工作坊,讓社大的學員和社區民眾一同發想公民會館的願景,並且從中形成可即時進行的行動方案,而這些行動方案則包含了再學習、拜會相關具影響力的人士、尋找夥伴等等。就結果與過程而言,這樣的操作模式,造就了一場美好的公民學習與行動經驗。

地方領袖工作坊為文山區培養了許多社區熱心人士,這些人士不僅在地方推動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或成為傑出的里長,並且與地方官、學、廟宇及社區組織結盟,對臺北市第一間公民會館文山公民會館和永安藝文館的催生,景美溪生態與人文的守護,福德坑掩埋廠污染的抗爭,以及貓纜興建與否的公民會議,都付出相當的努力。

3.  藝文傳承,推展社區生活美學運動

社區大學運動是臺灣教育改革運動的一環,補正規教育不足或改正正規教育的偏失,是社區大學誕生的原因之一。十年前創建社區大學的先行者,固然意識到生活藝能課程的價值,但低估了藝術課程的實質影響力,因為對一般民眾而言,此類課程的可親近性高,也滿足了大多數人因為升學,或因為早年學習成本過高,而犧牲了親近藝術的機會。

文山社大創校不久即設置美術學程,每學期末的成果展示,除了運用傳統的藝術展場,也盡可能將藝能類的課程帶入社區,讓速食店、咖啡館成為展演空間。

從許多學員的自述發現,在美術、音樂、舞蹈等藝術課程中,對學員所產生的了解自我、表達自己、發現潛能、建立自信、相互分享的效果相當顯著。許多研究臺灣社區大學發展的學者專家也注意到社大藝術課程與公民美學、公共性的關係,這在社大創設前幾年是被忽略的。

文山社大歷來該類課程所開設的課目因為開成率高,因此能夠最多元開展,之後整體的課程增多,過往從未開設或較少開設的舞蹈、瑜珈、太極拳、戲劇、古琴、二胡、京劇、吉他、口琴、聲樂等課程陸續加入後,在97年第1學期估計有超過一千人次修習與藝術相關的課程,這股民眾學習藝術的豐沛力量十分可觀。

從早期與優劇場舉辦「鼓雨迎春茶」等文山藝術節,學員電影作品到華山藝文區展演,到學員組河洛漢詩社、文山吟社、樟新客家歌謠社、生活美學協會陸續成立,或則在社區表演,或則在社區教授成人與兒童。至於學員出版詩集、畫集,舉辦班級或個人畫展,乃至拍紀錄片得獎。

筆者(13)1990年代負笈德國進修,當時很羨慕德國一小鎮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婦就能開個人畫展,曾幾何時,我在臺北市一普通社區,也可以看到一位社大學員普通家庭主婦也能舉辦個人畫展,且毫不遜色。假以時日,這股由社大啟蒙的社區生活美學運動,當能在社區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4.  成人教育,經驗總結珍貴

從臺灣成人教育實驗的角度看,文山社區大學的十年實踐經驗彌足珍貴。同樣是開設學術課程,學員非為學分而學;同樣是藝能課程,社大強調講師不只傳授技藝,還應關心學員的生命成長,不只傳術,還要傳道,不只自己學習,還要把學習成果帶到社區,與社區民眾分享。同樣是社團課程,除了強調自主學習外,也強調公共關懷與社區參與。教師與學員參與學校的校務決策,從校務會議、課程委員會,乃至承辦文山社大的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理監事會,多由教師與學員代表組成。

此一對全人成長與公共參與的教育理念與實踐經驗,在臺灣成人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對於尤在民主學步期的臺灣,這項以公民精神為基底的教育經驗,尤其值得宣介。十年來,文山社大成功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以及許多藝術課程(如電影塾課程,民眾劇場等)的經驗,以及推動社區參與的經驗,若能記錄整理,將對未來臺灣社區大學運動與成人教育向前行,有重大貢獻。

伍、文山社大十年經驗的侷限與困境

雖然十年有成,但不諱言,文山社大也有須多侷限與困境,值得正視:

1.創校理想與現實條件差距太大:

社區大學原初的理想是由地方政府主辦,重視公共參與與知識解放,能授與學員文憑的大學,而要照此理想開辦一所有獨立空間的社區大學,每年所需費用至少當以數千萬元,乃至上億元計。在地方政府財政普遍困難的情況下,除非中央政府政策決定支持地方政府辦理,並撥足夠的經費,否則地方政府確實無力開辦有獨立空間和一定規模的社區大學。

回溯十年前文山社區大學創辦時期,借國民中學教室辦學,無論是法律定位,或可否授予文憑等問題都尚未解決,可說是提前誕生的早產兒。為了讓這早產兒能照原定目標成長,文山社大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以及稍後成立的其他社區大學夥伴(14),極力遊說中央政府,希望能給予社區大學合理的法律地位。然而教育部只同意在終身教育法中把社區大學列為非正規學習機構,不承認社區大學為學校,自然不許發文憑給學生,政府也無責任像辦學校一樣撥以億元為單位的預算給每一所社區大學。

目前終身學習法把社區大學定為非正規學習機構,固然為社區大學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法源,使地方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有法律依據,但也無異宣判社區大學教育不是高等教育,教育部過去十年接受廣設大學的民間呼聲,但不是廣設社區大學或社區學院,而是鼓勵現有的專科學校升格為大學或技術學院。十年後的今天,當臺灣的大學數已供過於求時,社區大學要說服教育部與國會支持轉成辦理成人高等教育,難度更高。這就迫使社區大學必須在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艱困辦學。

2.經費匱乏,多項理想無法實現

早產的文山社大,早在開辦的第二年,就在試辦紀實(15)中明白指出「目前教育局之委辦款尚不足以維持社區大學之基本生存,每年必須募款一百萬元,始能維持生存;然而社區大學的外在形象非弱勢,募款極為不易」。

經費的拮据,使文山社大必須把學分費從一學分600元調高為800元再調為1,000元、講師鐘點費從一小時1,000元降為850元,取消每學期固定補助社團的5,000(16),取消學員服務中心(17)、決議延緩研發與出版教材的計畫,以及行政人員工作負荷過重,無財力支持教師與行政人員進修等問題從開辦起就浮現,直到今日人無法解決。

3.缺乏合理的辦學空間,嚴重侷限社大理念的實踐

2000年的文山社大試辦紀實(18)中也指出「缺乏獨立空間不利社區大學之長期發展,可先檢討使用效率不彰之公有空間,委託社區大學經營,例如活動中心」。社區大學強調公共性,強調師生參與治校,這些都需要有足夠的公共空間供師生開會、交流、聯誼,乃至研發、辦公之用,如果社區大學連交流與放置圖書的空間都沒有,實在很難健全發展,師生來去匆匆,很難培養與社大的堅固連結,發展公共性,共同完成理想。

4.未受高等教育與經濟弱勢學員來社大就讀比例偏低

依社區大學創校的理念原本主要的招生對象為「提供過去沒有機會進大學的民眾,接受具大學品質的知識性學習」(19),要改變「過去資源匱乏的年代,只有少數人能上大學,許多有心唸書向上的朋友,被拒門外」(20)的情況。這一理想在文山社大頭幾年還接近,後來隨著文憑無法授與、學分費提高,又無充足經費進行弱勢族群學習的配套措施,例如投入更多助教或是行政經營人力,而另一方面,台北市的一般上班族或中產民眾對終身學習與社區參與的需求增加,因此,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學員人數從第一學期的29.28%(21),到第九年的超過70%(22),而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學員人數比例超過一半,是臺灣大多數社大的情況。換言之,社區大學的教學對象多為已受過大學以上教育,不再是過去沒機會進大學的民眾,面對學員對象的改變,無論是課程結構、教學目標,乃至社大的辦學理念恐怕都應修正。

5.行政系統正常發展,教學系統發展困難

文山社大創校初期的組織架構包含以校務會議為主的決策系統、行政人員為主的行政系統,和以教師為主的教學系統。回顧十年的發展,行政系統雖然經歷人事變動,包括校長已完成兩任交接,始終能維持行政穩定,學校決策系統校務會議也運作如常,唯有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系統卻未能發揮對教學發展的群體支持力量,僅僅是依賴個別教師或部份學程教師群對個別班級的經營。

文山社大自創校至今,非常重視教師的參與。除了教師參與校務會議,擔任促進會理監事外,創校之初,還組織教師聘任委員會、教學研究會、教材研發會、選課諮詢中心、教學評鑑會和校務發展會。之後,又組成課程發展委員會。這些立意良好的教學系統設計,由於經費的限制,始終無法聘請專任教師來負責組織教師的工作,也無經費做教材研發,所以至今仍發揮重要功能的有以學程召集人為主組成的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及教師聘任程序,其他如教學研究會與教材研發會皆已停擺多年。

雖然每學期都舉辦教師研習會,但其任務與功效與文山社大創校初期構想的距離不小。新進教師需經由研習來了解社大,而資深教師需要留下珍貴的教學經驗以傳承,這些重要工作都因經費不足而無法實現。

陸、文山社區大學的未來展望

文山社大第二任主任(於2007年起,臺北市教育局規定全面改稱校長)唐光華於200881日三年任滿而卸任,由北門社區大學創校主任、文山社大創校首任主任秘書鄭秀娟接任,且為了讓校長專職且專業化,首度改為有給職校長。在此刻總結過去十年的成果與困境,文山社區大學身為全臺灣第一所社區大學,未來有幾個方向可以努力:

1.     與臺北市和其他縣市社區大學夥伴結盟,聯合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繼續向中央政府、國會合輿論發聲,一方面中央政府能支持社區大學朝成人高等教育發展,並挹注更多資源支持社大參與社區發展議題,並降低學分費門檻,讓經濟弱勢族群也能來社大修課。同時在當前高等教育因過度擴充而品質受質疑之際,建議教育當局認真考慮,激勵社大提升品質,未來得授與學員學分與學位。

我們也將呼籲中央政府,重視成人教育和終身學習,大幅增列成人教育的經費,使社大有條件聘任專任教師,並協助社區大學取得獨立的教室與校區,全面結束社區大學艱困辦學的形勢。

2.     臺北市政府與臺灣其他地區政府相較,對社區大學的財務支持與法規規範相當穩定和合理,這也是過去十年北市十三所社大(23)能穩定發展的重要原因,而臺北市十三所社大過去十年也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特色,文山社大與北市其他社大夥伴經常性進行經驗交流與合作計畫,未來亦應共同舉辦諸如教師研習、行政人員與志工研習、教材研發與出版等活動,乃至與北部地區的社大、中南部地區的社大交流經驗,這樣可以避免單一社大承擔昂貴的研發與摸索的成本。臺北市政府也最有條件在未來十年投入更多財政支持,支持北市社大朝高目標的理想辦學。

3.     文山社大未來仍應增強公共精神與社區參與、強化學術課程、加強教學研究與教材研發、推動社區生活美學、作好學員服務、健全行政管理、開展國際及兩岸交流。做為NGO出身的社區大學團隊,與臺灣大多數的NGO一樣,不諳財務管理是事實,過度依賴政府資源,又正逢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嚴峻挑戰,未來如何加強財務管理的專業,將是學校能否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

回首十年,臺灣的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品質與十年前相較仍然不佳,從這個角度看,社區大學的使命並未完成,仍然需要更多有志之事加入社區大學的公民啟蒙運動。唯一不同的是。全臺灣已有九十幾所社區大學,文山社大已非孤軍奮鬥,我們願與所有理想相同的朋友攜手合作,繼續未完成的改革大業。

■註解

1.     現任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理事長,於2005年至2008年任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

2.     現任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於1998年至2001年曾任該校主任秘書。

3.     詳見「臺北市設置社區大學規劃研究暨試辦計畫:文山社區大學試辦紀實報告」第6頁,1999531日出版。

4.     詳見文山社區大學87年秋季班課表。

5.     全名為「臺北市設置社區大學規劃研究暨試辦計畫:文山社區大學試辦紀實報告」

6.     「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第1頁,2000623日出版。

7.     「臺北市設置社區大學規劃研究暨試辦計畫:文山社區大學試辦紀實報告」P363738 第二季課表,1999531日出版。

8.     「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P5表格,2000623日出版。

9.     「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P67教學研究會表格,2000623日出版。

10.  「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P2-32000623日出版。

11.  文山社區大學92年第二學期選課手冊P7- P10

12.  文山社區大學93年第二學期選課手冊P8-P10

13.  本處指共同作者之唐光華。

14.  臺北市士林等五所社大及北縣永和等五所社大都在 1999年陸續成立。

15.  「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第3頁,2000623日出版。

16.  該制度只實施一學期,在經費不足因素外,還兼有無足夠的引導或陪伴,無法有效培植社團,只是補助經費,可能淪於「給錢單位」之定位。

17.  在經費因素之外,亦因該中心的人事異動而無法照應,故而停止運作。

18.  「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2000623日出版。

19.  「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第1頁,2000623日出版。

20.  文山社大89年第2學期選課手冊P281

21.  「臺北市政府試辦文山社區大學八十八學年度試辦紀實」第33頁表格,2000623日出版。

22.  文山社區大學2007年自評報告。

23.  2004年起,臺北市設立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臺北市的社區大學增至十三所。

philosophy

社大十年重談社區大學的定位 (未完稿)

黃武雄

2008/1/18

社大十年有成全國研討會引言稿之二

社大十年。 
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
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之間,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耗盡心力,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 
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下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
另外,我剛剛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為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 
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重談談社大的定位。 
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的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
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 
當場有些回應,但對「新生事物」這個概念,只停留於各自表述。 
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有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談的是內容。如果這家店賣的,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而且這家店營業的立足精神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那麼才說它是新生事物。 
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有有開展過的東西;而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意識,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尋求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 
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導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當修課學員的動機,沒有強烈到願意為所修的課程,投入足夠多的心力,很多功課沒辦法要求學員花時間完成,這在一些自然科學的課堂上,學習效果會大打折扣。)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持續發展。
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要找到能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進一步連結到個人世界觀的重建,更是困難。當然,十年來也零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 
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著手發展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與藝能師資工作坊的推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它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 
對於這些努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

  1. 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找到精通本身專業又有能力轉譯的人,投入心力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OpenUniversity的教材、MIT的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零星的看到有一些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 
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如果願意退求其次,改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針對學習者的主體性,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許還有點樂觀。

  1. 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成「線」,變成較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觸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黏附於你的生命,變成你自己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
  2. 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的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做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能做而且該做的,便是「點」的啟發,然後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自己去連成線,至於最後能不能延伸到面,就看個人的造化了。
  3. 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與討論,幫忙他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後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若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
  4. 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因為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而且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也非常難得。但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
  5. 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
  6. 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不妨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也有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
  7. 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可是這類研究又非社大可以提供。建立成人教育的知識論,先要問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不為結構化而結構化,這是我長年的看法。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1999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

如果社區大學中有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NewSchool,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蓋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 
(9)社大是有條件把研究的主力,與一般大學技術性的研究做區隔,放在大格局的、有生命力的學問上。這是更上一層的知識解放。

三、

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 
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 
社區大學標舉的「公民社會」,並不是什麼艱深的學理概念,而是社會具體的生活情境。近幾年政府及政黨大量在變賣公有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的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只是選舉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前有一大片廣場,若能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像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戲劇,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
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 
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再難回轉。人民大眾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 
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對自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對文化教育社會福利的政策,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自己的利益受損或公共環境惡化,卻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這便說明了台灣社會的選舉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四、 
催生公民社會,有兩個層次的任務:

  1. 促發公共意識的覺醒
  2. 在實踐面上發展公共力量

本來社區大學屬於社會學習系統,任務應以第一層次促發公共意識為主,但十年來許多社大透過實作,直接參與公共事務,也進入第二層次在實踐面上發展公共力量。由南而北、由東而西,都可以看到台灣社會這股新生事物的力量,從台東南島社大致力部落文化、宜蘭社大深化社區營造、建立地方學、旗山美濃社大發展城鄉交流、高高屏社大深研地方文史、台南社大從事河川巡狩、二仁溪整治、拯救樹蛙、北門社大進行海岸監測、…,這些成就在在引人側目。 
從公共參與的實踐,促發公共意識,這是最有效的做法。各社大能為公民社會的理想,先「起而行」後「坐而言」,是台灣各級教育沒有的現象。 
另一方面,社區大學生活藝能的課程,將會為未來公民社會的新文化鋪路。藝術課程透過繪畫、舞蹈、戲劇等,深入個人的內心世界,釋放情感,並使人對內對外的感覺更加敏銳而細緻;技能課程則實用而有趣,引人投入,像木工、水電、裁縫、餐飲,讓人從動手做,享受創造結合生活的樂趣,從而回歸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種來自生活多樣的文化,一方面充實了個人的生活內容,另一方面,也將形成未來公民社會的新文化。 
五、 
社大十年,最耀眼的成就,便是催生公民社會這件事。 
當然,這些努力距離公民社會的實現,還有遙遠的路要走,根本的癥結在握有政治權力的人,仍然沈迷於政治遊戲。我在前文〈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引言稿之一)用很多篇幅談台灣政治的背景,是因公民社會與政治息息相關。對我來說,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公民社會不能只靠少數人的「觀念」與「決心」,便能達成。如果權力與資源沒有下放,只靠少數人的努力,很難打開局面使公共參與變成制度,進而發展出公共力量。 
在〈倡〉文中,我提到目前台灣主要政黨都是右派:民進黨中間偏右,國民黨是右派混合極右。公民社會的思想在政治光譜上則為中間偏左,它的落點在主流之外。社區大學既要催生公民社會,當然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就因為是新生事物,所以社大的存在,對台灣社會極其難能可貴。 
但反過來,由於兩大黨的政治光譜偏右,而且進一步往右傾斜的趨勢銳不可當,社大若要繼續堅持「公民社會」的理想,必須凝聚更多的智慧,儲備更強的決心。公民社會必須建立在人民的主體性,這個原則不能鬆懈。最近在千里步道運動,我寫了一篇文章〈在藍綠的對抗中,談人民的主體性〉,試圖說明人民在政治勢力的夾縫中,必須堅持就事論事的原則,帶領政治人物的行為趨向公共利益,而非因怕介入政治,反而被政治勢力牽著鼻子走。 
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對公共事務,就事論事。誰,不管是藍是綠,所做的事,如果符合公共利益,人民便公開讚揚,如果違背公共利益,人民便公開批評。 
不能假裝中立,不能投鼠忌器。這個原則沒有確立,人民就會被政治人物或媒體操弄。只有就事論事,這樣人民才能變成真正的頭家,才能帶領引政治人物的行為趨向公共利益。 
老實說,八十所社區大學如果能夠凝聚在一起,相互奧援,經常透過密集討論,就事論事,對公共政策形成共識,向社會公開發聲,社大將成為台灣社會一股清新的、重要的、代表公共利益的正面力量。 
這股正面力量,反過來會回饋社大,幫忙打開社大本身的發展空間,不致讓社大凡事必須忍辱負重,而且這股正面力量本身,便在催生公民社會。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卻是處在今日政治勢力的夾縫中,社大要催生公民社會的理想,不能不認真考慮的作為。

倒是「知識解放」這個目標,我遠較樂觀。只要社大能取得法制地位,可以頒授學位,學術課程便能穩定發展。倘若國內認同度不足,不妨趁全球化之便,與國外大學合作。顧忠華教授倡設「台灣社區聯合大學」之議,也許可行,頗值得大家重視。 
一旦學術課程可以穩定開授,學員的年齡、階級、性別的分佈,便會更加多元,一流師資也會慢慢匯聚。一般大學作專業研究,有一定的規格束縛,社大沒有這些限制,反而有條件可以發展跨領域與大格局的研究。 
台灣社會四百年來有多重文化交會,原住民、漢、荷、西、日、美,在台灣都深度介入,再加上近十多年,來自東南亞各國的女性與勞工,共同交織成一個詭異瑰麗,表面均質,底層卻藏著很多有趣矛盾的文化混合體。台灣文化作為一個研究的對象,必然會長出燦爛的花朵。 
1970年代後期,唐文標與我時常談起「台灣學」,期待台灣學術界能進行科際整合,研究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問題,建立起「台灣學派」(唐叫它作「台北學派」)。解嚴前一兩年,我與台大幾位令人敬重的同事,包括在座的張則周教授,一起籌設「台大教授協會」(後因有人擔心政治勢力打壓,改名叫「台大教授聯誼會)」,我的動機便出於那股期待。當時唐文標已不幸因鼻咽癌辭世,但十年前的願景仍一直留在我心中。可惜該會後來也因擋不住政治勢力的介入而變質。
目前台灣一般大學雖也鼓勵跨領域的研究,但還是分工太細,以技術取向,而缺乏大格局的視野,更沒有探討根本問題的動力。社區大學如果能穩定下來,變成另類的大學,或許真的會建立起「台灣學」,發展出國際矚目的「台灣學派」。 
臨稿匆匆,讓我把最後要談的論題:「社區大學與集體意識/唯心主義的辯證關係」,留待日後討論。

philosophy

在行動中學習-社區大學的社區參與模式

鄭秀娟/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
(發表於2008.5.24~25第十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時任台南縣北門社區大學主任)

十年前,當我從環保組織轉戰第一所社區大學時,朋友問我:「那不是中產階級玩的事嗎?有什麼好投入的?」在十三年前就被問過為何從草根運動轉去「為鳥做事」的生態保育團體的我,對此問題雖一時回答不清楚,倒是沒什麼惶惑。因應社會變遷,不斷變動,本來就是堅守社會改革理念的社會運動組織工作者必需要面對的挑戰。

社區大學對我而言,是個在草根運動、議題經營的同時,應該積極運作的公民學習場域。

當我在環保組織工作時,時常面對可動員的志工與支持者太少,或不知在那裡的困境。因此,環保組織在街頭抗議、環評會議之外,試圖舉辦志工培訓課程,以專業知識或親近自然來吸引志工。但,十多年前,在環保組織轉型之際,我和一些年輕的夥伴就發現:學習是一回事,讓學習的成員參與環保行動或當志工是另一回事。我常為辦培訓課程的朋友打氣說:「30個學員有2個留下來當志工就算成功了。」而這也是社區大學創辦的夥伴們會面對的「學習─公民能力─公民參與」的期望挫折。

我們無法期望上課的人會馬上行動,或馬上在我們期望的面向中看到學員的公民行動,從學習到認知到行動,這段距離原本就不近。那麼,社區大學「打造公民社會」的目標該如何被階段性達成?社區參與是社區大學經營團隊的首要選擇。

認識自己,與社區互動

社區大學不是草根組織,也不是議題性的運動組織,而社區營造也不是緊迫的工作,那麼,社區大學該怎麼發展社區參與工作呢?

各社區大學的經營團隊各有其辦理目標,但若想參與社區的發展工作,自然該先認識所在地有什麼樣的社區組織和社區發展議題,同時,要評估經營團隊與師生具有什麼資源與能力,適合扮演什麼樣的參與角色。

十年前,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在羅秀華老師的陪伴與引導之下,辦理了第一場公民會館願景工作坊。這個工作坊,讓社大的學員和社區民眾一同發想公民會館的願景,並且從中形成可即時進行的行動方案,而這些行動方案則包含了再學習、拜會相關具影響力的人士、尋找夥半等等。就結果與過程而言,這樣的操作模式,造就了一場美好的公民學習與行動經驗。

但我在文山社區大學服務期間,社區大學如何參與社區?以什麼角色?一直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我私下以為,社區大學如果不參與社區,或者不為社會改革的理念(也就是打造公民社會的辦學理念)服務,那麼就不是我個人會想要投身的場域,並非摒除這樣的辦學理念後的社區大學有什麼不好,而是有太多更適合辦理成人學習機構的人才可以辦學,而我並無此旨趣,再者,社區大學可以比一般成人非正規學習機構獲得更多社會資源(政府補助款是最大宗),那麼自然應該被賦予更多的責任。

從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到台南縣北門社區大學,不同的辦學經驗,加上經歷越來越多的社區大學夥伴的激盪與討論,我發現,社區大學經營團隊是否對地方有足夠的認識與發展願景,對其社區參與工作的發展深度有重要影響。

認識與願景,是可以在學習與行動中發展出來的。當經營團隊不認識地方的特色與生態時,無法從中評估自身的參與條件及資源投入取向時,那麼可以「以群眾為師」,亦即透過在地的講師與學員的需求,可以粗窺社區民眾的需求。

文山社區大學辦學初期的公民會館工願景工作坊的操作經驗之美好,其重點在於透過open space的方式,讓關心此一議題的成員相互激盪出願景想像與行動可能性,社區大學則扮演陪伴與基本學習資源提供者的角色。這樣的角色與初期操作模式在後來其他經驗中被證實是合宜的,符應社區大學做為一個學校的角色,也適合社區經營或社區營造非主體的外來參與者的角色。

定位自己,陪伴社區

由外來參與者發動的社區營造或社區發展工作,如果沒有在行動中,獲得社區居民足夠的認同,並承接後續的社區工作,於社區中所創造的成果往往只是一場美麗的煙火,快速消逝,徒留硬體或回憶。這樣的社造經驗,讓人省思到,行動的過程即是一種學習,讓社區居民在參與過程中意識到自身為社區的主體,社區居民可共同形塑願景,並以行動一點一點地拼出願景藍圖,在這其中,社區居民培養公民能力,發展公民參與經驗的過程,對社區居民個體與群體產生的影響才是長久的;就社區大學而言,這即是「打造公民社會」的公民能力與公民行動基礎。

社區大學雖則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源,但畢竟無法回應所有社區議題發展的需求,那麼社區大學如何選擇?

在台南縣社區教育學習體系建置的過程中,台南縣六所社區大學曾經討論過「如何與社區合作?」。根據社區營造專家的建議,有動力及具體合作條件的社區是優先合作的社區,有動力但合作條件較弱的社區亦可合作,但條件再好,只要是沒有發展與合作動力的社區則不具有合作的基礎。因此,不論是公開徵求或私下拜訪,如果社區組織沒有兩名以上的志工願意一同工作,如果社區組織與社區大學合作意願不高,那麼就陪伴者的角色而言,也無陪伴的意義與功效。

也因此,台南縣北門社區大學與台南縣政府合作,就已開辦村里關懷中心的村里組織來宣傳與拜會,交換對社區發展工作的經驗,針對社區發展目前的需求與發展願景,共同規劃合作的學習方案。在這當中,台南縣的社區大學已向社區組織揭示自身做為陪伴者的角色定位,並以較小規模的學習方案,例如健康講座、志工培訓工作坊等,來嘗試合作,相互認識與培養合作默契,或者,提供經費,讓社區組織自行操作共同規劃出來的合作方案。透過這樣的模式,台南縣社區大學經營團隊在辦學初期得以順利開展與社區組織合作的工作,也因此對地方的發展需求與生態有更深入的認識。

積極的參與,議題式運作

在陪伴社區組織發展社區工作之外,社區大學經營團隊亦可能因應跨社區的議題發展需求,而必須扮演平台的角色,積極串連社區組織與運作議題。例如,台南市社區大學多年來所從事的台鹼安順廠的戴奧辛污染事件追蹤,以及北門社大這一年多來因應海岸變遷所推動的護沙工作。

即使是由議題切入,社區大學的社區參與工作仍舊必須與社區組織互動,或者必須培訓議題運作的志工團隊。只是,在議題的推動過程中,社區大學做為主體的角色相對於陪伴社區的角色要強一些,也因此會面對社會運動過程中,社運組織所面對的「誰是主體」的困擾。該如何維持議題的有效開展,以達到議題運作的目標?又該如何讓議題的開展,有更多的社區組織的力量進入,並且將議題運作的經驗與效益留在社區?這其中的份際,社區大學一如社運組織必需謹審而細緻地掌握與處理。

就北門社區大學的護沙工作而言,護沙是在地社區組織的共同目標,也是縣政府所致力推動的,加上北門社區大學經營團隊不少成員都曾參與反濱南工業區的運動,所以擁有地方人脈的認同,已無社區組織利益的衝突問題。但在護沙工作的推展同時,北門社區大學積極參與七股海岸保護協會組織的轉型工作,投入在地青年人力設置「七股旅店」此一地方生態旅遊中心,並將護沙的志工行動與生態旅遊及農漁產品加工行銷結合,企圖在既有的地方旅遊市場之外,開創符合對環境友善的「工作假期」、「公益旅行」,以及「對社會友善」的「在地特色伴手禮」的新市場。

北門社大在陪同七股海岸保護協會爭取勞委會的多元就業經濟型計畫資源時,曾被質疑道:「主要是由北門社大的青年人力運作,為何不乾脆由社大來承辦此一計畫?」該項質疑,讓海保會的幹部決定推薦在地青年擔任協會副總幹事,提早面對組織內部世代交替的問題。這也顯示在偏遠農漁村的青年人力不足,而地方組織的資源亦不足,無法聘用青年回鄉的情況下,具有社區交流平台組織功能的社區大學在推動議題工作時,得同時補挹地方執行人力,而這項負擔,若非資源調配得宜、社區參與理念堅強的社區大學經營團隊是無法負荷的。

十年,就教育事業而言才只是起步,就社區營造的造人事業也才只是洒下種子的階,但這十年來,全台八十餘所社區大學在教室內的學習與社區中的行動,都有了不少摸索與足以交流的經驗,僅以粗略的經驗與各社區大學的夥伴及關心社區大學辦學的朋友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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